海底沉睡千年的越窑青瓷

作者: 文物考古  发布:20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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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形成很早,最早的记载是法显在公元414年乘商船经过印尼的爪哇到印度取经。到七、八世纪,佛教徒经印尼航向印度朝圣取经更加频繁,当时的爪哇及苏门答腊也成为佛教徒中途休整的活动中心。义净法师在671年12月从中国到达苏门答腊南部的室利佛逝,并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此攻读梵文,室利佛逝的统治者派船送他到印度收集、译读佛经,前后15年光景。686年,义净返回室利佛逝,并在那儿住了五六年才回国。当时室利佛逝王国的首都叫旧港,位于穆希河边,是当地政治和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佛教精神据点和研究中心。“室利佛逝”在梵文中是光荣胜利的意思。室利佛逝王朝在7世纪崛起。到了14世纪逐渐衰微。随后迎来了满者伯夷王朝,开始伊斯兰化,除了保持印度教信仰的巴厘岛以外,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被纳入伊斯兰教的范围之内。

2019年5月24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丝绸之路考古系列讲座第八讲在红五楼举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以《9到10世纪陶瓷输出模式的博弈论分析》为题带来精彩讲座。秦大树教授以博弈论中纳什均衡为工具,结合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从经济模式上对早期的海上贸易进行了探讨。

海上丝绸之路

陶瓷外销的第一次高峰

唐代贞元年间,中国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中南半岛东海岸南航,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南端,再沿着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大食帝国首都巴格达。如果从乌剌国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尔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

从距离中国较近的东亚、东南亚,到西亚、中东,乃至东非的中世纪遗址中,都有中国9-10世纪的陶瓷发现。自8世纪中叶始,中国陶瓷就开始作为商品大规模的向外国出口,安史之乱后,大规模海上贸易开始出现。

唐初,佛教故乡印度对中国信徒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僧人搭乘商船西行朝圣者众多。商船一般从广州、交州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柯陵、末罗瑜等国,再进入印度洋,直抵印度。而来自阿拉伯及波斯湾诸国的商船也是这样,由印度洋经过印尼的室利佛逝驶往广州进行商贸活动。因此,海上丝路几乎是以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交接站,这里成了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因而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他所撰《岭外代答》里说:“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储蓄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

9到10世纪是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次高峰,不但外销瓷器数量、规模巨大,销售范围最远也已经到达东非,至少到达了坦桑尼亚。此交往范围直到郑和下西洋时才被突破。

唐宋元以来,陶瓷是中国大宗出口产品,当时邢窑、定窑、长沙及越窑等产品都非常出名,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此时期海上贸易是一种接力式的转口贸易模式。一条沉船上可见到环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周边许多国家的产品,每一种产品都从原产地国的港口获取是不现实的,因此当时可能是通过中间港进行贸易。马六甲海峡地区可能有两个中间港:一是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的都城旧港;另一个是克拉地峡附近的吉达港。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形成了三个贸易圈:一是从中国的广州和明州到马六甲海峡;二是从马六甲海峡到波斯湾,中间的狮子国可能是补给港或中间港;三是从波斯湾到东非沿岸地区,这三个贸易圈都由中间港做接力式的贸易。因这些贸易圈的存在,中国在九世纪时就已经和东非地区有了至少是间接的联系。

南宋中后期,泉州对外发展的势头赶上并逐渐超过了广州。元朝末年,泉州发生十年外族叛乱,百业凋疲,海上贸易停顿,泉舶从此不再出海,中介商、波斯人、阿拉伯人也不再来,泉州港就此没落,代之而兴的是漳州的月港。

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三个贸易圈

月港即今福建省龙海县的海澄,居民一向依海为生,以舟为田,从事南海贸易。虽然明太祖实施海禁,但由于月港地处边隅,朝廷鞭长莫及,在成化、弘治之际,海外贸易已相当繁荣。中国商船继续涌向爪哇西部的下港进行贸易,龙牙门更成为中国和南海之南、苏门答腊岛东部、爪哇诸岛屿之间海上航路的枢纽。

中国沿海单纯意义上的外销瓷窑场是宋代以后在福建地区出现的。9到10世纪南北方很多窑都参与了海上贸易。但哪种瓷器和哪个地区出口最合适,是处于自发选择中。9到10世纪中国的南北方的很多窑都参与了海上贸易,如南方的越窑、长沙窑、广东地区的青瓷;北方地区的定窑、邢窑、巩县窑,以及今安阳地区的相州窑,都参与了外销。

《东西洋考》记载,商船从月港出洋,南航经广东南澳岛、交趾洋、新州港、赤九山、昆仑山、东西竺再取长腰屿,经龙雅大山、彭加山抵詹卑及旧港,然后借季候风穿越马六甲海峡驶往印度及中东诸国。

外销产品的销售地也是被选择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瓷器比东南亚、日本发现的瓷器质量高得多,商人选择把附加值最高的产品运到最远的地方获取最高的利润。

其实,自中国与中东诸国通过海运进行贸易以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不论从扬州、广州、泉州还是月港,基本上是配合了季候风的方向,遵循这条航线经印尼往中东而去。

市场是使用地偏好选择的结果,商人根据消费者的喜好开展贸易。从早期的越窑瓷器,到12、13世纪的青白瓷,接着是龙泉窑瓷器,到了大航海时期,青花瓷成为主要消费品。

唐代黑石号沉船中的越窑青瓷

贸易模式的博弈论分析

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南端的彭加山岛附近名为勿里洞岛周围的海域,有一群印尼渔夫潜水采集海参,无意中踩到一堆瓷碗。从此在这片原本平淡宁静的海床上掀起一股探海热潮。

博弈论是当代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中非常重要。博弈论经济运行模式分析的重要分析方式是纳什均衡,即对于博弈中每个参与者来说,只能主导自己,无法影响对手的策略选择,只要其他人不改变策略,他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状态。只要和经济运行相关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经济,都可以用纳什均衡理论进行分析。

印尼政府当时委托德国一家探海公司进行勘查与发掘,找到一条深陷海泥、保留得很好的沉船,从船上起获一批湖南长沙窑瓷器、邢窑白瓷、白釉绿彩瓷及数百件越窑青瓷。其中长沙窑褐釉碗上最早的署款是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正是唐敬宗李湛在位时期的丙午年间烧造。根据考古研究,这是一条来自阿拉伯的商船,其龙骨长15.3米,船身约20~22米长,而船身的木板结构全用椰壳纤维缝合,其工艺技术是典型的中东方式。

以博弈论纳什均衡作为工具,对9到10世纪海上贸易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次高峰中,贸易模式主要处于供应现有产品阶段,并且开始了进入定制产品阶段的尝试。

js333金沙线路,从沉船的地点看,这只商船可能是由广州出航,经海南岛、越南、勿里洞兜了一圈抵达苏门答腊的旧港即当时室利佛逝的国都,再北上马六甲海峡,往印度及中东而去,却不幸在勿里洞海湾触礁沉没。

9-10世纪中国海上贸易产业的宏观环境

沉船上的中国瓷器,当时是要运送至中东伊斯兰诸国。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广大伊斯兰教徒的需要,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上的纹饰带着伊斯兰教的风格,有些书有阿拉伯经文,有些绘有中东风格的人物图像、植物及抽象几何图形。但也有许多纹饰与佛教典故息息相关。特别是越窑青瓷的瓷碗、水注、酒壶、熏炉等器物,更是带有浓浓的佛教色彩,说明这艘船中途也在印尼的室利佛逝及中爪哇一带进行贸易,为当时佛教盛行的旧港提供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商品。

PEST分析是利用环境扫描分析总体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与科技等不同因素对市场的成长或衰退的影响。利用PEST分析可以概述当时中国海上贸易产业的宏观环境。

越窑青瓷的佛教色彩

政治因素

在印尼出水的这一批越窑青瓷,有很多是类似陕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这些瓷器都是手工精细,烧造良好的越瓷,不但釉色温润,更显现出那种“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碧玉光泽。

盛唐到五代时期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渐衰、割据局面形成。官方对国际贸易的支持受到制约,舶来奢侈品的市场需求也被削弱。而沿海地区割据政权,例如五代的吴越国、闽国、南汉国都选择了开展海上贸易。同时期的阿拉伯控制了环印度洋海路、地中海和印度洋区域之间的峡区,取得了海上从事东西方国际贸易的决定性优势。

船上有许多雕花镂空的熏炉,造型精美。这些熏炉是禅宗佛教僧侣在诵经念佛时使用的一种供具,应是流行大乘佛教的室利佛逝子民们争相拥有的器物。

经济因素

一件修长的椭圆形双鱼罐,上雕一对鲤鱼,也蕴涵佛教色彩。其他的盘、碗、碟、盖、盒等都仔细刻绘带佛教象征意义的荷花。即使在几个少见的四系壶的壶身,也雕刻了精细的荷花纹饰。

与宋代相比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唐代通货紧缩导致集资不易,9到10世纪中国年资金成本一直维持在50%以上,极端水平可至600%,投资活动成本很高。而阿拉伯帝国商业极其繁荣,委托代理机制、金融服务体系和雄厚财富积累使得其海上贸易活动抗风险能力极强。

唐代饮茶风气盛行,这个船上也找到不少注壶,这些注壶及许多深底碗都是茶具。在唐时,茶叶并不经过烘焙发酵的过程,而是碾成茶粉,与热水搅和入碗而饮。

社会环境

有两件特大号的海棠碗(高10.5厘米,一件直径33.0厘米,另一件直径22.3厘米)及唾壶(高20.9厘米,直径30.7厘米)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是为迎合室利佛逝的印尼人喜欢用大型器具进食而制。

9世纪时,气候转寒导致生产力下降,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动乱。唐末的战乱影响了外贸活动。阿拉伯商人将他们的商贸基地从广州移到了中南半岛的克拉地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巨港,通过坎富港与中国进行贸易。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的越窑青瓷

技术因素

2004年2月,一支比利时海底勘测团队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了一条五代时期的沉船,沉船深埋海底,离水面有52~57米之深,使得挖掘工作困难重重。大批潜水员经过22000次潜水作业,直到2005年10月才把沉睡在水底1000多年的中国陶瓷、金银器、玻璃器及宝石等带上水面。我有幸受邀前往参与鉴定工作。

早期航海依靠信风,从中国广州前往波斯湾需要一年半到两年,交易周期长,资金周转率低,阿拉伯人在各个贸易节点创建、形成的商业移民社区支持了贸易活动,而中国商人在马六甲以西未形成过贸易侨民社区。

这条沉船的龙骨长24米,船身长30米,宽12米。从船的遗骸造型,可以看出这是一条8世纪在印尼海域间穿行的贸易船,船身配有两个狭长的帆,是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它从大型海船上运送货品,进行物物交换的生意。沉船里除了有几百件定窑白瓷,还起获了超过10万件越窑青瓷器,其中有9万多件碗碟、200多件执壶及不少形制多样的器皿,如水盂、套盒、熏炉等。

十二月至五月盛行风

我们在这大量的越窑青瓷器物里发现了一个周身凸雕莲瓣的大碗,底足上刻了“戊辰徐记造”的字样。这戊辰年就是公元968年,正处于五代末期吴越国钱氏王朝时期。钱氏王朝烧造瓷器以进奉宋皇室,以求吴越国能免被征讨而继续生存。

四月至九月盛行风

井里汶沉船中越窑青瓷的纹饰

对外贸易成本与贸易阶段

井里汶沉船中的越窑青瓷,不管是碗盘、盖盒、水盂、执壶、四系罐或盏托,纹饰变化多端,都洋溢着浓郁的佛教风格。

中国商人开展海上贸易的成本包括财务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财务成本方面,投资资金的年利息费用不少于100%;机会成本方面,文献记载“获利可倍”“利则数倍”,国内贸易的收益至少是获利可倍;风险成本方面,由于早期造船航海条件都不太成熟,航海风险很高。

纹饰中浮雕莲瓣纹占了不少,而且刻工玲珑,曲凸有致。其他如以细线描刻双雁、双蝉、双鹦鹉、龙纹及荷花的纹饰也为数不少,都是寺院里常见的纹饰。有一个大盘,遍体布满莲叶的纹脉,正中站着一只乌龟,正是文献中所说“龟千岁,游于莲叶之上焉”,是祝人长寿的含义。其中有几件罕见的越窑器介绍如下:

唐代法定高利贷年息大概是600%,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往返阿拉伯最少需要一年半,一趟航行的平均财务成本为900%。即中国远洋商人需要1150%的贸易利润,才能实现100%的年投资收益率。如果一次行情不能获利十倍,扣除财务成本,不如开展“获利可倍”的国内贸易。中国商人只有获利十倍,远航才有利可图。而中国船只频繁出入波斯湾的情况大致可以表明,当时中阿海上贸易的获利不少于十倍。

鹿形盖盒。在打捞工作完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意外地捞起了一个很精致的鹿形盖盒,真是如获至宝。这件器物虽小(约8厘米长,5厘米高),但做工细巧,盒子形状如一只伏卧的鹿。盒盖为鹿身造型,鹿弯首修舔毫毛,一支鹿角尚完好。而盒身则是鹿的下半身,鹿腿交叉相叠,明晰可辨。这样的鹿形盖盒在越窑瓷器中系首见。我认为这可能出自《鹿王本生》里九色鹿的传说,说是释迦牟尼前生是一只九色鹿,他救了一个落水将要淹死的人而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

对外贸易可分为三个阶段:1、供应现有产品;2、为目标市场定制产品;3、越洋主动销售产品。这三阶段风险渐次增高:供应现有产品风险趋于零,参与国际贸易比国内市场交易成本高;定制商品有毁约风险,还加入了中国瓷器的生产周期成本;越洋主动推销产品除了定制风险外还有远洋航行的风险。

摩羯塑件。是一个巨型摩羯鱼塑件,尾巴后翘,鱼头仰天,形象生动。长14厘米,高约34厘米,看似作油灯之用。鱼鳞及鳍纹凹凸嶙峋,鱼头结构从眼到腮都交代清楚,绝不含糊。摩羯鱼的形象源自印度教,后成为佛教中的经典动物,以摩羯大鱼来比喻菩萨,寓意以爱念缚住众生,不到圆寂成佛终不放舍。摩羯鱼也是水神,常在海里游逡,拯救将沉之船。

古代中国通过制造业就能获得国际贸易利润的主要部分,供应现有产品是中国商人的最优策略。且中国商人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在回报上差异不显着,因此无法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对外贸易中。

苏门答腊巨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的穆希河出水的摩羯灯(图片来源:《收藏》杂志)

中外国商人国际贸易收益支付图

我们在印尼国家博物馆看到同样的一个五代越窑摩羯灯,而远在荷兰利瓦登市的毕临色夫博物馆也展示有同样的摩羯灯。原来印尼曾经被荷兰统治了300年,直到20世纪中期才摆脱荷兰的统治,所以荷兰博物馆的许多藏品都来自印尼。

中外国商人博弈策略投资回报图

不久前,我们在苏门答腊巨港,也就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看见了几件在穆希河里出水的摩羯鱼油灯,证明当时作为佛教象征的摩羯鱼在此地颇受崇佛民众供奉。在中爪哇,世界奇迹之一的佛教圣地婆罗浮屠的七层楼的寺院,每层梯阶都雕有摩羯的石像,取其神圣之意。

沉船与早期海外贸易

八角大执壶。高20厘米,完整无损,长流弯柄。引人注目的是在壶身的8个折面上,精巧地雕刻有八仙人物,云气袅绕,蛮有趣味。八仙故事的产生起于唐宋而完成于元时,老百姓参拜八仙借以求仙赐福,避祸安身。与室利佛逝民众求佛保护的愿望相一致。

黑石号上的长沙窑器

笔者曾受新加坡圣淘沙集团之邀,帮助鉴定黑石号沉船打捞的唐代长沙窑、越窑青瓷等。得知黑石号沉船是一只阿拉伯制造的船,即断定这是来自中东的商人到中国扬州等地购货的船只。因为许多瓷器的纹饰都是伊斯兰教的风格,甚至3件完整的青花瓷也绘上椰枣纹和菱形框子的伊斯兰教纹饰。

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海发现黑石号沉船,船货年代为唐宝历二年,出水长沙窑器6万多件,还有少量的越窑青瓷、广东青瓷和北方白瓷。

当时我最感奇怪的是,许多长沙窑瓷器以及几乎所有的越窑青瓷都绘有佛教纹饰及字样。后来才明白,在商言商,阿拉伯人认定这艘商船会顺着风势航行到印尼的室利佛逝,打算将这些绘有佛教纹饰的器物在那儿出售,换取香料及其他产品。

黑石号出水的大量的精美瓷器带有西亚地区流行的造型和纹饰,似乎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订单生产外销贸易模式的新阶段,但在海外没有看到特别典型的带有西亚中东母题的长沙窑瓷器。更可能是黑石号代表着中国瓷器外贸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一个尝试,生产了一大批定制样式的产品装船,结果不幸沉没,黑石号的巨大损失,对其组织者和利益相关者形成了沉重的财政打击,也打击了新商业模式的形成。

2004年在中爪哇井里汶出水的10世纪沉船,被鉴定是航行于印尼诸岛的接驳船。船上装载的大量越窑青瓷是为供应给室利佛逝及中爪哇的民众使用。后来我们在婆罗浮屠的佛塔石雕中也看到许多这样的印尼船的图像,船上坐有人,还捧着这些中国瓷器。可见越窑青瓷与室利佛逝等国的佛教渊源有多么深厚。而越窑青瓷直到如今还相继在室利佛逝的旧都穆希河里不断被发现,更反映了越窑1000多年来的历史辉煌。

黑石号出水有西亚中东人物形象的瓷器

黑石号出水长沙窑瓷器

出水四出花瓣口白瓷

出水瓷器上饰西亚中东风格菱形四角出四朵花的图案

出水的广东地区青瓷

装船货用具的大储物罐,具体产地不明

海外遗址出土的9到10世纪的长沙窑器碎片

印坦沉船的风险警示

印坦沉船于1997年在雅加达以北150公里的印坦油田附近,沉船出水大量带“盐税钱”等官方银锭和“乾亨重宝”钱币,船货可能属10世纪中叶前后,南汉国覆灭之前。这条船上没有西亚中东纹饰的瓷器,表明不再进行定制生产。印坦沉船损失的白银相当于南汉国两年官方的盐税收入,这反映了官方贸易的尝试失败。黑石号的沉没沉重地打击了定制生产,而印坦沉船的沉没对官方介入海上贸易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两艘价值连城的货船的失事说明当时远洋贸易风险巨大,损失连政府都难以承担,更遑论私人的商业组织。

印坦沉船出水瓷器

出水的银锭、玻璃瓶和铜镜

井里汶沉船

2003-2005年在爪哇海井里汶外海发掘了井里汶沉船,出水的遗物几乎包括了印度洋周边贸易圈内的各式产品,如来自马来半岛的锡锭,锡条形货币,锡矛形器,来自泰国的细陶军持,来自中东叙利亚或波斯的玻璃香水瓶,来自阿富汗或缅甸的青金石原料,来自斯里兰卡的红蓝宝石,来自苏门答腊的爪哇风格金器皿,金首饰,金柄佩刀,佛教密宗和印度教铜法器,法螺,铜像,种类庞杂的青铜器具和饰件等等。来自中国的有30多万件瓷器,其中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有“戊辰”铭款,通过与陆上发现的窑瓷对比,推断这批出水瓷器的年代约在10世纪中后期,吴越国灭亡以前。这批船货中各种各样的越窑瓷器再也没有定制风格,都是典型的中国风格。

井里汶沉船出水瓷器

井里汶沉船出水玻璃瓶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锡锭与青金石

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对风险的评估是不理性的,在恐惧中人们会高估风险的程度,连续发生的海难使人产生遭遇海难是大概率事件的观念,预期损失放大20倍,造成的恐惧情绪压倒性抑制了出海冒险的冲动。在这种恐惧情绪中,博弈论的支付矩阵演算将更加不利于商业冒险。黑石号、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这一系列商船的失事,可能使沿海地区的各个王国因对海难的恐惧趋向回避风险。

就考古材料来看,2003年在婆罗洲最北部的发掘的时代为14世纪早期丹绒新邦孟阿瑶沉船,是在中国以外海域发现的最早的中国船只;位于印尼廖内民丹岛伍吉亚卡斯的沉船,年代在1400—1460年间,是融合了中国和东南亚造船技术的较早例证。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发现的早期船只都是中东地区特有的拼板船,中国的造船技术大概始于14—16世纪间才开始影响东南亚地区的船只,这折射出中国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比较少,同时证明中国人直接开展海上贸易出现的比较晚。

结论

秦大树教授讲座现场

讲座听众

利率决定国际贸易的参与程度。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的差异,重农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商人的资金成本远远大于重商文化背景下的阿拉伯商人,加之中国商人缺乏阿拉伯商人的商业资源和探险动力,同时作为稀缺资源的供应方没有必要承担商业风险主动开展远洋贸易,这或许就是中国人未能成为9至10世纪,甚至13、14世纪海上商业冒险主角的根本原因。

以黑石号为代表连续发生的海难,抑制了创新商业模式尝试,使得产品形态没能由供应现有产品过渡到为目标市场定制产品的阶段。直到航海技术更成熟,贸易规模更巨大的14世纪前半叶,才再次出现定制风格的器物——元青花。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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