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333金沙线路观于四裔:汉唐边疆与民族考古——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九期纪要

作者: 文物考古  发布:2020-01-10

东汉曹魏时期,西域长史府设在楼兰。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也记载有“兵胡支鸾十二人……泰始二年”;“胡支得失皮铠一领”;“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兵支胡管支、赵君风明省”。说明历史上确实有一批月氏人移入此地。在洛阳地区也有一座月氏人墓葬,即河南偃师西晋支伯姬墓。西域诸国人们多以国为姓,所以支姓为月氏人的姓氏,墓主支伯姬当为大月氏人。该墓形制较为特殊,为竖穴墓道,这在同时期洛阳地区是极为少见的。

“倘若没有发现拉巴特墓地,我们就走进死胡同啦!”

瓶颈五是朝鲜西北地区封土石室墓的认定存在“泛高句丽化”。

“没有拉巴特墓地,我们就走进死胡同啦!”

作者:齐广等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据文献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除匈奴外,先后经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四个地区;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然后分遣副使到其他邻国。

罗二虎教授作总结发言

“要想找到月氏的王庭,就得把整个月氏文化范围内的所有遗址,梳理个遍,太不容易了!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可能需要若干年甚至很长时间。”梁云说。(原文刊于《文汇报》2018年07月18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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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月氏文化,掌握了它的特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后要再找月氏的东西,它就是标准。拉巴特墓地建立了一个标准,跟它距离再远,只要跟它的文化面貌特征一样,就可能是月氏文化。”梁云说。

报告主体分为四部分。

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一号墓地。

4-7世纪朝鲜西北地区封土石室墓仅有安岳3号墓与德兴里壁画墓两座纪年墓,其他墓葬的编年分歧颇大。此地墓葬形制演变的普遍趋势是:四壁逐渐竖直化,天井逐渐由四阿、平行叠涩的复合结构转变为平行、抹角叠涩的结构,天井所用石材尺寸也渐趋增大;墓室单室化。

月氏,一个曾经横扫北方草原的马背民族。战国时期,他们便在中国北方过着游牧生活。对月氏西迁前的原居地,中外学术界在地域推断上差异巨大,难以形成共识。

其中德兴里壁画墓系统墓葬的形制演变如图。

这些成果得到与会的中乌两国政府官员和考古学家的高度评价。近日,王建新、梁云两位教授再次分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向记者解读了团队在东天山和西天山地区月氏研究的最新成果。

第三部分为“广南牡宜与句町考古”,杨勇研究员他先介绍了《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中关于句町的记载,随后对1972年发现的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进行了说明,该墓为四面铜鼓套合的二次葬,随葬品400余件,主要为铜器和玉石器,置于铜鼓内外,年代在西汉早期,墓主推测是句町首领。其后介绍了近年来句町国遗存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的重要进展,2011年牡宜发掘清理5座汉代封土墓,这些墓均是于平地挖浅坑作为墓室,墓底中部挖腰坑,墓室底部栽木桩以支撑椁室,棺椁放置好后,再用黑膏泥掺入大量大石块砌于椁室四周和顶部,最后用土堆筑其上。随葬品以铜器、漆木器为主,另有铁器、金器和玉器等,其中铜器中有不少鎏金的,铜鼓面径86厘米,制作精致,是目前已发现的石寨山型铜鼓中级别最高的。从M5出土五铢钱看其年代在西汉中晚期之后,发掘者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墓葬规格,判断这几座墓是汉代句町国贵族或王族的墓葬。在这些封土墓的周围,近百年来曾陆续出土过铜鼓、铜筩、铜卮杯以及各种铜兵器、铜工具和玉玦等遗物,因此广南一带很可能是句町国的中心。同时,广南地区与周边也存在密切联系,在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有发现与其相似的铜鼓、羊角钮钟,其中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另外越南北部也发现有铜鼓葬和铜筩葬,说明当时双方文化交流可能比较紧密。

东天山指天山山脉的东段,即今天以新疆哈密地区为中心的天山区域。汉文典籍里,东天山被称作“祁连山”,并记载这里是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政权的统治中心,也是汉代中央政府与北方游牧势力争夺西域的前沿阵地。

瓶颈二,由于东汉魏晋时期墓葬材料的不足导致对高句丽国家形成期认识的匮乏。目前所见集安国内城与丸都山城内出土的遗物上限均不早于4世纪,虽然有一些积石墓的时代被推定为2、3世纪,但依然缺乏系统性的材料。

拜松市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汉河州,位于西天山南麓的一个小盆地。在发掘撒马尔罕市撒扎干遗址的同时,考古队还分出人手前往拜松市调查,并进行小规模的发掘,希望能找到月氏的墓地,结果未能如愿。

对于战国晚期东北东部的社会变迁问题,目前有四条有迹可寻的脉络:1. 燕文化势力的推进与辽北吉南地区宝山文化势力的迁徙、重组;2. 嫩江流域汉书二期文化势力的南下与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的终结;3. 中原汉人流民的浮海避祸与旅大地区积石墓向长白山腹地的传播;4. 柳庭洞文化的衰落、裂变与团结文化、干沟子墓群、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的形成。

中亚苦寻大月氏,踏破天山人未老

第四部分为“鲜卑与匈奴遗存的对比”。总结了鲜卑与匈奴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时代差别、历史命运差别、影响范围差别、考古遗存差别上。而共性,主要体现在鲜卑与匈奴具有社会发展的同步性、文化发展的同步性。

“汉代文献中的‘祁连’不是指今天的祁连山,而是指天山,就是东天山。东天山在汉代文献中被称作‘祁连山’‘天山’‘祁连天山’。‘祁连山’是音译的名称,‘天山’是意译的名称,而‘祁连天山’是音译加意译的名称。”王建新介绍,“今天的祁连山在汉代文献中称为‘南山’,昆仑山则称为‘西域南山’。更重要的是,在汉代文献中,南山和祁连山是在一段话中同时出现的。”

6世纪前叶以后,二室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单室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成为高句丽统治区内唯一的墓葬类型。其形制为墓室平面略呈方形或纵长方形,四壁壁面竖直,藻井为2层或3层的平行加抹角叠涩结构,且以平行叠涩与抹角叠涩各2层者占大多数。墓葬等级差异显著,标志着以王为金字塔顶点的高句丽政权制度化建设完成,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稳定的高句丽社会秩序最终得到确立。

“多年来,学术界公认的月氏的墓地或遗址,一处都没有找到,今天你说这个是,明天他说那个是,但没有一处是确凿的、确定的。”7月13日,征尘未洗的梁云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沙龙第五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勇研究员以“近年来云贵高原‘西南夷’考古的新进展”为题进行了报告,主要涉及2000年以来云贵高原有关夜郎、哀牢、句町、漏卧等古代族群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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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最后,罗二虎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首先感谢了六位学者精彩的报告,六位学者所研究的领域基本上囊括了中国的大陆板块,真正是四方荟萃,自己也是收获颇多,感想颇丰。罗二虎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感想,一是学者们的研究都非常有深度,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都将所研究的问题细化并进行深入研究,而研究的深度就在于对材料的掌握及熟悉度,强调除了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还要学会对材料的消化吸收,这样才能有所创新;二是历史时期考古的特点,要先从考古学学科的特点出发,按照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来研究,浩瀚如海的文献记载是我们研究的后备力量,要全面、合理、正确地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字信息,反之,如果一开始就以文献材料为预设去附会对应考古材料,这就违背了我们考古学的基本原则;三是民族考古的研究应该注意主位跟客位的关系,过去总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认为周边民族的发展都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提到少数民族,也总是喜欢以“野蛮”、“落后”这些词汇去形容概括,但科学技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而文化没有,应该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各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尽量从主位客位的角度去探讨,同时将视野放大,去讨论中华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的关系。另外,在进行民族考古研究的时候,可以尽量把民族学的方法和材料更多地结合起来,在研究过程中要善于借鉴多种研究方法,这些方法都能使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也会使我们的研究更为深入。

他刚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到西安。作为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的发掘领队,他今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掘现场工作了两个多月,这是他第9次中亚之行。梁云向记者勾勒了在西天山找寻大月氏的始末。

赫章可乐M273套头葬

2006年至2007年,西北大学团队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该遗址南部中心地带,在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理论及方法上取得突破和进展。发掘出一座石筑高台、4座石围居住遗迹和12座中小型墓葬。这是整个新疆地区首次对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的科学系统发掘,也是我国对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获得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第四部分为“师宗大园子与漏卧考古”,杨勇先首先分析了《汉书》、《华阳国志》中有关漏卧的记载,其后对大园子墓地进行了介绍。该墓地2015年和2016年先后进行过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402座,埋葬方式特别,墓地外形呈大型土堆状,地势明显高出周围,是在不断埋墓过程中逐渐堆筑起来的人工遗迹,堆内上下均埋有墓葬,下层密集,土堆平面近椭圆形,地层堆积杂乱。出土青铜器、玉石器等各类随葬品600余件,很多出土器物尤其是兵器出土时呈弯折状态,或断为两截,这可能与毁器习俗有关,典型器物包括空首一字格曲刃剑、牵手人纹无胡戈、带翼有胡戈、曲刃矛、宽尖叶形锄、串式镯等。这些墓葬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从墓葬形式看,当时实行聚族而葬,流行毁兵习俗,从无格铜剑、带翼铜戈、扣饰等看受到滇文化和八塔台文化的影响,而邻近的泸西石洞村和大逸圃墓地也流行毁兵习俗,出土有类似的空首一字格曲刃剑、牵手人纹无胡戈、串式镯和扣饰。师宗大园子墓地出土的串式镯,在赫章可乐、江川李家山、华宁小直坡、陆良薛官堡等墓地都有类似的发现。另在泰国呵叻高原班诺洼等遗址也出土有串式镯,而且这种佩戴手镯的方式在班诺洼遗址可以早到公元前8世纪,当时是海贝制作的手镯,同时镯前常有大理石制作的有领环,这一点与大园子墓地的串式镯很接近,只是材质存在差别,所以这类串式镯很可能源于泰国地区。

“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的青铜时代开始,阿姆河北岸主要支流苏尔汉河河谷平原地区,一直生活着从事灌溉农业的人群。”王建新教授告诉记者,作为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一部分的早期贵霜人是农业人群,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生活在这一平原。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到阿姆河以北的月氏人是游牧人群,生活在苏尔汉河流域、瓦赫什河流域周边的山前地带和山间草原,“已有的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月氏人和贵霜人是不同的人群,大月氏对包括贵霜部在内的大夏 五部实施的是间接统治,大夏五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后的贵霜王朝是贵霜人建立的,不可能是月氏人建立的。”

药水里壁画墓的年代是德兴里壁画墓系统石室墓编年的关键节点。北朝、高句丽墓葬中轺车的车厢从早到晚不断增高,通过对比,药水里墓的年代晚于477年宋绍祖墓,该系统的其他墓葬年代也大致可以确定。安岳3号墓系统石室墓的演变与编年方法与前者相似。

考古队员在发掘清理人头骨。(均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1.德兴里壁画墓 2.平壤驿前二室墓 3.龛神塚 4.东山洞壁画墓 5.玉桃里壁画墓 6.药水里壁画墓 7.八清里壁画墓 8.东岩里壁画墓 9.双楹塚

《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月氏原来居住在“敦煌、祁连间”。“敦煌、祁连间”在哪里?有学者认为在今河西走廊,俄罗斯有学者认为在今阿尔泰山地区。王建新研究认为,公元前2世纪以前,古代月氏人和乌孙人的活动中心应在东天山一带,这恰好符合 “敦煌、祁连间”的文献记载。

安岳3号墓系统石室墓的演变与编年

王建新提出古代游牧人群存在定居地,在理论和实践中纠正了传统认识;全面揭示了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在东天山地区普遍存在和季节性分布的规律,提出了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对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基本要素——居住遗迹、墓葬、岩画进行“三位一体”综合研究的方法,极大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具国际领先水平。

摄影:康轶琼

2001年以来,在新疆当地文物管理部门的协助下,团队在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南北两侧,发现4处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分别是:东天山北麓巴里坤县境内的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石人子沟遗址群,东天山南麓哈密市境内的乌拉台遗址、西山遗址。王建新判断,这些大型聚落遗址,应属古代月氏、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的最高等级的王庭、单于庭遗址。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于四裔:汉唐边疆与民族考古”,旨在从考古发现出发,在广泛的历史联系中讨论汉唐时期边疆考古与民族考古的研究与其方法等问题。本期沙龙延续此前的方式,六位报告者先做专题报告,随后进行讨论。

拉巴特墓地M36墓出土的金饰片。

js333金沙线路,沙龙最后一场,由来自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周繁文博士带来题为“南越国海上贸易网络的考古学观察”的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史前文化圈来看南越国开展海上贸易的客观条件,之后是秦汉和南越国关系考证,最后以番禺港为例介绍了南越贸易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环南海文化圈主要指华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这个地区文化交流频繁,所以又有“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或者“亚洲地中海文化圈”之称。

2016年底,为了给次年的发掘选点,梁云带队沿着苏尔汉河周边跑了一个星期,但五六天跑下来一无所获。最后一天,在拜松河边意外发现断面上有灰土 (即人类活动的文化层),下面有人骨暴露 。梁云判断: “可能有戏。”

台城里3号墓、1号墓的出现,代表了南浦地区又形成了一个内地移民聚居区。408年的德兴里壁画墓使用了高句丽年号,说明此时朝鲜西北地区社会发生了高句丽化转型。平壤高山洞壁画墓群标志着至迟从5世纪后叶开始,旧都集安的壁画墓营造方式已经移植到了平壤一带,集安高句丽势力集团已在此形成稳定的家族墓地,反映出高句丽政权建设的强化。东山洞壁画墓时代约为5世纪后叶晚段,出土狮形器与石闸湖晋墓的出土品相似,生产年代可能为4世纪初。江南地区生产的青瓷狮形器,随葬于一个多世纪后西北朝鲜的大陆移民墓葬中,这表明当地与东晋政权重心所在的江南地区已长时间失联。

继续发掘了几座相对完整的墓葬,他们完全确认了偏洞室墓的墓形。

2019年5月1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梁云说, “找不到月氏的墓地,没地方可挖,再辛苦也是白搭!”

第一部分为“早期鲜卑遗存的概念及文献记载简述”。早期鲜卑遗存在东汉时就有发现,曹魏西晋时期同时存在拓跋鲜卑遗存与慕容鲜卑遗存,后分别发展为代魏政权与三燕政权。历史文献中对于鲜卑的记载,东汉魏晋时期较少,十六国时期开始增多。

梁云解释说,就是在地上挖一个竖穴墓道,在墓道的西侧掏一个偏室,把人塞进去,然后在墓道里填满石头,在地表起一个坟堆。当然拉巴特墓地的坟堆早就被破坏了。

关于拓跋鲜卑的历史,文献中从曹魏初年开始有确切年代可考。《南齐书》与《宋书》认为其来源于匈奴,《魏书》则认为其来自于大鲜卑山,即今呼伦贝尔地区嘎仙洞。长城地带中段的鲜卑遗存,年代相当于曹魏西晋时期,与呼伦贝尔地区东汉前期的早期鲜卑遗存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其相似程度明显高于辽西慕容鲜卑遗存与呼伦贝尔地区之间的相似程度。拓跋鲜卑的遗存主要包括三道湾、东大井、善家堡等地遗存。

从2000年开始,王建新带领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在甘肃和新疆进行了持续18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

上午最后一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陈晓露副教授以“月氏考古的思考”为题,从大月氏简史、月氏考古研究现状、塔里木盆地的贵霜大月氏三个方面进行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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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拓跋鲜卑的历史,文献中从曹魏初年开始有确切年代可考。《南齐书》与《宋书》认为其来源于匈奴,《魏书》则认为其来自于大鲜卑山,即今呼伦贝尔地区嘎仙洞。长城地带中段的鲜卑遗存,年代相当于曹魏西晋时期,与呼伦贝尔地区东汉前期的早期鲜卑遗存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其相似程度明显高于辽西慕容鲜卑遗存与呼伦贝尔地区之间的相似程度。拓跋鲜卑的遗存主要包括三道湾、东大井、善家堡等地遗存。

《史记》记载, “过宛,西击大夏 而臣之,遂都妫水 北,为王庭。” “妫水北,为王庭”是张骞当年亲身所至、亲眼所见,也是他给汉武帝汇报的。

此时在相对缓和的外部环境下,流亡的二郡遗民以黄海南道信川郡青山里土城为中心,在带方郡故地形成聚居区,同时也迎来了内地的新移民集团。

条形石堆搅得梁云寝食难安。“这是个啥东西?如果是地表的坟堆,它应该是圆形的。”后来他联想到苏联学者上世纪50年代发掘的贝希肯特墓地,这才茅塞顿开,理解了它的墓葬形制。原来,条形石堆是墓道里的填石——墓葬的上部已经被老乡推土给推掉了。

安岳3号墓系统石室墓的演变与编年

月氏西迁前的原居地在哪里?西迁后大月氏又生活在哪里?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数百年来持续关注的月氏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其与大夏 、贵霜、粟特等古代国家和人群的关系也难有定论。

撰稿:齐广、孙宇、祝铭、焦阳、李孟雅、王文波、吕瑞东、康轶琼

发掘研究表明,公元前2世纪末期至公元1世纪前期,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所谓 “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分布着一种共性很强、面貌特征相当一致的游牧文化遗存,代表性遗址有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塔吉克斯坦贝希肯特谷地的阿鲁克陶墓地、图尔喀墓地等。可以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待,其年代在大月氏西迁之后、贵霜帝国建立之前,与月氏在中亚的活动时间相吻合。

按籍贯不同,新移民可分为华北北部和辽东两支。如348年“带方太守”张抚夷墓为前后二室,前室呈长方形,代表了同时期华北北部的墓葬形态;357年冬寿墓代表的是辽东墓葬系统。新移民集团聚居区在4世纪中叶迎来了繁荣期。4世纪后叶乐浪、带方故地汉人使用的纪年铭砖室墓出现急速衰落,被石室墓取代,显示出社会巨变,汉人大量出逃。黄海南道韩氏家族墓地的兴衰,也昭示着这一时期当地汉人社会的变局。高句丽与百济在当地的激战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最重要原因,根据《广开土王碑碑文》、《续日本纪》等记载,这些出逃民众很可能被倭人接回了日本。

公元前2世纪,古代月氏人在匈奴和乌孙的打击下,被迫西迁中亚,从而引发了张骞出使西域以及丝绸之路全线贯通的壮举。对古代月氏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

石特尔墓地

今年6月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尔梅兹市举行的中乌联合考古工作会议上,中国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披露的最新发现令国际学术界为之振奋。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梁云教授报告说: “公元 前2世纪末期至公元1世纪前期,在所谓的 ‘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分布着一种共性很强、面貌特征相当一致的游牧文化遗存。可以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待。这支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范围、文化特征与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完全吻合,应是我们寻觅多年的大月氏的文化遗存。遵循惯例,可将其命名为月氏文化。” “拉巴特墓地的发掘以及月氏文化的认定,对月氏的考古学探索,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已知点和出发点,在学术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昌宁大甸山M2平、剖视图

2017年5月至今,拉巴特墓地已发掘出94座小型墓葬,出土器物数量丰富,有陶器、铁制的武器和工具、人体装饰品三大类,人体装饰品包括铜、铁材质的服饰,大量石质类的玛瑙、青金石等,还有很多串饰和早期玻璃的串珠。发掘表明,该墓地女性墓多出装饰品,男性墓多出武器。女性的陪葬品多于男性。与史书中关于大月氏有女王主事、中亚古国“贵女子”的记载相吻合。

之后,与会师生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王煜教授认为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童恩正先生以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遗存系统性地对应西南夷民族族属和分布以来,这一体系虽在不断深化和填补,但由于材料的限制,总体上的突破以往还难以见到。而这一报告向我们显示了近年来的新发现和研究对这一体系可能产生的重大发展,而且已经开始突破平面、静态的对应,考察纵向、动态的分布变迁等问题。赵俊杰副教授提出,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系统性经营,是从汉武帝时期才开始的,边远地区汉式器物的大规模进入应是在汉武帝以后。杨勇研究员对此表示赞同,并指出汉武帝对边疆的治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式关系密切,同时边疆地区的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师生们就西南夷地区的秦文化因素、铁器的出现、花山岩画与骆越的关系、骆越与西南夷族群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王建新说:“在东黑沟 遗址和巴里坤黑沟梁遗址,都发现了在墓葬的封堆下或墓坑内埋葬被肢解的人牲的现象,这些人牲也有随身携带的武器、工具和装饰品,甚至还有被打碎的陶器。伴随人牲出土的遗物特征表明,他们应属于以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为代表的公元前一千纪在东天山地区延续发展的土著文化。”

环南海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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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为“早期鲜卑遗存的概念及文献记载简述”。早期鲜卑遗存在东汉时就有发现,曹魏西晋时期同时存在拓跋鲜卑遗存与慕容鲜卑遗存,后分别发展为代魏政权与三燕政权。历史文献中对于鲜卑的记载,东汉魏晋时期较少,十六国时期开始增多。

2015年、2016年,在撒扎干遗址1区发掘大型墓葬1座,发现项坠、耳坠、管饰等金器80余件,出土铜器1件、铁器2件。初步确定康居时期的贵族墓葬。在遗址2区和5区,又发掘小型墓葬5座,石围居址1座,出土一批陶器、石器、骨器、铜器、铁器等文物。这是中国人首次发掘到的古代康居文化的遗存。

墓室壁画主题演变的普遍趋势是:以人物风俗为主题,到人物风俗与四神共存,再到四神为主题。以主室正壁为例,其壁画的主体内容变化过程,从只有墓主图像到墓主图像与玄武共存,再到只有玄武图像。辽东城塚玄武位于壁画主体墓主像上方,药水里壁画墓的墓主与玄武像并列,双楹塚与梅山里四神塚为双玄武与墓主像并列,八清里壁画墓双玄武位于墓主像下方占据主要位置,德花里1号墓墓主坐像消失改为立像,而到铠马塚,墓主像已非常边缘化,再往后墓主像完全消失只剩四神图像。

东天山探索18载,揭开尘封千年面纱

最后,杨勇研究员对西南夷考古进行了一些总结思考。他指出,对于汉代边远地区考古,白云翔先生曾提出“一个立足点,两个着眼点”的观点,自己也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西南夷”考古。一个立足点,是指立足于西南夷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揭示、研究西南夷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发展演进,即首先立足于研究本土文化,将考古学文化研究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在社会组织结构、生产技术、生产组织、资源控制与交换机制、人体装饰、特殊习俗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同时还需要重视民族志材料、人类学方法理论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两个着眼点,一是着眼于西南夷地处中原王朝边远地区的地理区位特点,来研究西南夷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以及与中原文化的互动、融合,认识当地的“中原化进程”,要避免模式化和概念化,另外也要加强汉文化遗存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二是着眼于西南夷地处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前沿地带的地理区位特点,来关注西南夷文化与域外文化的联系,认识当地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以及在中原王朝对外交往中的“桥梁”作用,云贵高原地区是中国通往印度、内亚通往东南亚的十字孔道,童恩正先生很早就提出,在研究中国南方时需要重视对东南亚的研究,这是很有见地的,从这些考古遗存中我们可以揭示出文化交流、贸易、族群迁徙等历史信息。

撒扎干遗址地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是一处古代游牧文化的中型聚落遗址。梁云说,通过与周边考古材料的比对,目前基本可以确认撒扎干墓葬属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康居文化遗存。

随后,单月英博士以“蒙古国中央省车勒苏木石特尔匈奴墓地的发掘与研究”为题进行报告。首先,单月英从历史文献出发介绍了匈奴帝国三百年的历史以及不同时期的疆域,展现了汉匈势力强弱的对比变化,认为匈奴帝国的本土疆域大致与石板墓的分布范围相当。接着,对匈奴帝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简要介绍。从帝国时期考古遗存的分布情况来看,目前中国境内已发掘的匈奴墓葬基本位于阴山以南,为“降汉匈奴人”墓葬,匈奴帝国时期的墓葬集中分布在蒙古国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而石特尔墓地就位于匈奴帝国的核心区域。随后,介绍了蒙古国石特尔匈奴墓地的发掘情况。

“这个时期,北巴克特里亚是大月氏直接统治的地区,有其王庭。大月氏是当时北巴克特里亚的主体民族和统治民族。这种文化遗存与大月氏的分布范围相吻合。”梁云说,“这支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范围、文化特征与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完全吻合,应是我们寻觅多年的大月氏的文化遗存。拉巴特墓地和塔吉克斯坦的贝希肯特墓地的代表性器物,无论是陶器、装饰品,还是武器,都表现出同一种风格;墓形和葬俗也都完全一致,它们应该属于同一支文化,即月氏文化”。

石特尔墓地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王建新教授报告说,初步确认古代月氏在中国境内的原居地应该是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初步认为约从公元前500年至前200年期间,生活在东天山地区的游牧人群应该是月氏人。“月氏人和贵霜人是不同的人群”, “贵霜王朝是贵霜人建立的,不可能是月氏人建立的”。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 E-mail:kaogu@cass.org.cn

为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2009年以来,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与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一道,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区域,开展了连续的系统考古调查。近年来,他们先后在撒马尔罕西南的撒扎干遗址和拜松市拉巴特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第一部分为“赫章可乐与夜郎考古”,杨勇指出,夜郎考古是西南夷考古中一个重要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他首先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中有关夜郎的史迹进行了说明,随后梳理了贵州西部发现的相关考古遗存,重点介绍了赫章可乐墓地。该墓地1976-1978年清理墓葬207座,2000年又清理墓葬111座,墓葬分为两类,甲类为汉式墓,乙类为土著墓。由于赫章可乐土著墓不仅可以归纳出一套代表性的器物,而且使用“套头葬”、“覆面葬”等奇特葬俗,杨勇研究员他曾提出“可乐文化”的命名。 “可乐文化”出土器物以铜器为主,陶器较少,多属明器,铜器包括容器、兵器和装饰品等,代表性器物是立耳鼓形铜釜、饰牵手人形图案的无胡直内戈、镂空牌形茎首剑。同时在赫章可乐土著墓中,也发现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铜镜、五铢钱、印章、铁器等汉式器物。赫章可乐土著墓最具特色的是套头葬,可分为多种形式。覆面葬则主要是用铜洗盖在死者面部。杨勇认为,赫章可乐墓地可分为战国中晚期、战国末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三个时期,从考古发现看,血缘关系在“可乐文化”社会组织结构中起着纽带作用,当时有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存在农业和商业贸易,可乐族群剽悍好斗,军事活动重要,有特定的审美取向、生活习俗和精神信仰。

《史记》记载的 “妫水北” ,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 “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是学界公认的月氏西迁后的居住地。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和确认月氏留下的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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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墓多出装饰品,图为串珠。

与会学者合影

“月氏文化是比较出来的,我们首先把康居文化的面貌、特点识别出来,然后就找到了大月氏的文化遗存,识别出了月氏的文化。”梁云说,“如果康居文化找不到,就没办法比较。月氏文化跟康居文化的面貌特征不一样,打个比方,咱俩的面貌特征不一样,别人一看就知道,哪个是你,哪个是我。”

台城里3号墓、1号墓的出现,代表了南浦地区又形成了一个内地移民聚居区。408年的德兴里壁画墓使用了高句丽年号,说明此时朝鲜西北地区社会发生了高句丽化转型。平壤高山洞壁画墓群标志着至迟从5世纪后叶开始,旧都集安的壁画墓营造方式已经移植到了平壤一带,集安高句丽势力集团已在此形成稳定的家族墓地,反映出高句丽政权建设的强化。东山洞壁画墓时代约为5世纪后叶晚段,出土狮形器与石闸湖晋墓的出土品相似,生产年代可能为4世纪初。江南地区生产的青瓷狮形器,随葬于一个多世纪后西北朝鲜的大陆移民墓葬中,这表明当地与东晋政权重心所在的江南地区已长时间失联。

梁云向记者透露,今后五六年间,寻找月氏的王庭 和早期贵霜的中心 ,确认大宛文化和康居文化,是他们要做的四方面考古工作。寻找月氏和早期贵霜两个首都非常重要,它们就在乌、塔两国境内。贵霜的早期历史也一直不太清楚,文献记载非常简单。

首先是高句丽文化起源问题。利用文献进行的研究难以有进一步突破。根据《好太王碑》、《牟头娄墓志》、《魏略》等记载,高句丽文化出自其北部的夫余,但在被认为是典型夫余遗存的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中,最有代表性的斜颈壶绝不见于高句丽墓葬,高句丽文化的主体因素与夫余无关。鸭绿江中游的干沟子墓地是东北地区积石墓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其墓葬形制及随葬陶器与高句丽早期积石墓差异很大。此外,认为高句丽早期积石墓来源于沿渤海湾北上的山东地区文化的观点,也与距离较近反而年代较晚的情况相矛盾。

经过持续18年的工作,王建新认为,自公元前1000年以来,在东天山地区先后分布着两类游牧文化遗存,月氏的文化属其中之一。他说:“古代月氏考古学文化的确认,必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与东天山的文化遗存系统互证。”于是,他们把目光聚焦中亚,进入中亚阿姆河以北的西天山地区开展工作。

东汉曹魏时期,西域长史府设在楼兰。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也记载有“兵胡支鸾十二人……泰始二年”;“胡支得失皮铠一领”;“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兵支胡管支、赵君风明省”。说明历史上确实有一批月氏人移入此地。在洛阳地区也有一座月氏人墓葬,即河南偃师西晋支伯姬墓。西域诸国人们多以国为姓,所以支姓为月氏人的姓氏,墓主支伯姬当为大月氏人。该墓形制较为特殊,为竖穴墓道,这在同时期洛阳地区是极为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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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繁文老师博士作主题发言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游牧人群的生活状态是“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这一认识直接影响到考古实践,导致考古学主要进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忽视了居住遗迹和聚落遗址的存在及岩画与聚落遗址的共存关系。

合浦望牛岭M1出土串饰

2017年,他们布下两个探方后,10厘米以下表土一揭,露出了条形的石堆。乌方一位老教授在石堆的西侧用手铲掏,竟掏出了人头骨。 “我们赶紧又布了几个探方,很快就揭开了20多座墓,密密麻麻的,这个墓地就是拉巴特墓地。”梁云说。

第四部分为“鲜卑与匈奴遗存的对比”。总结了鲜卑与匈奴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时代差别、历史命运差别、影响范围差别、考古遗存差别上。而共性,主要体现在鲜卑与匈奴具有社会发展的同步性、文化发展的同步性。

据介绍,石人子沟遗址群从东到西分布着红山口、石人子沟、西沟、小黑沟、大黑沟 5个遗址群,遗迹分布面积达36.43平方公里,已发现石构居住遗迹 800多座、墓葬 2000多座,刻有岩画的 岩石4000多块。这是东天山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大型聚落遗址。

摄影:康轶琼

赵俊杰副教授作主题发言

环南海文化圈

楼兰壁画墓前室东壁“饮酒图”

单月英博士作主题发言

第二部分为“昌宁大甸山与哀牢考古”,杨勇研究员他先对《华阳国志》、《后汉书》中有关哀牢的史迹进行了梳理,随后对昌宁大甸山墓地进行了介绍。该墓地于2012年发掘198座墓葬,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另有20余座极富特色的土洞墓以及1座瓮棺墓,根据有关报道,土洞墓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很可能是历史上哀牢夷的遗存。这些土洞墓的形制奇特,墓坑为竖穴,底部为斜坡状,人头朝向墓口,整个墓坑的纵剖面呈靴形,部分墓葬发现木质葬具痕迹。随葬品以铜器为主,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装饰品等,典型器物有不对称形铜钺、宽弧刃铜钺、铜弯刀、束腰铜盒、铜牛角形器、挂铃铜镯和管形铜镯。从上述特征来看,当时应为定居的部族社会,社会有分化,与文献记载中的哀牢特征相符,而在昌宁境内及邻近地区也有类似的铜弯刀、不对称形铜钺、束腰铜盒等发现,说明该文化是有一定分布范围的。关于土洞墓,宁夏固原杨郎文化墓葬的土洞墓,形制与昌宁大甸山相近,被认为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戎人有关;同时《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记载僚民:“死人有棺,其葬竖埋之”,这种“竖棺而埋”可能与大甸山斜坡式土洞墓有关;而北京大学李仰松先生50年代在西盟佤族地区做民族调查时,记录佤族有两种墓葬,一种为竖穴土坑墓,“一种为斜坡掏洞墓,墓室大小与木棺相仿或稍大一些。尸体的头像均为日落方向,尸头均倾斜向坡洞的上端”,这些材料与大甸山土洞墓的关系都值得注意。

赵俊杰副教授他认为“好太王”应为对广开土王的专称,而“好太圣王”这一称号很可能是牟头娄墓墓志书写者对广开土王的溢美之辞。若将其割裂开来,则“好”、“圣”或“太王”中任何一个均不足以专门指代某位高句丽王,因此仅凭太王陵出土的铭文砖尚无法断定该墓为广开土王陵。而关于长寿王预制寿陵的观点则有对文献的附会之嫌,太王陵中出土的“辛卯年”铭文铜铃很可能是广开土王即位当年为父亲故国壤王陵墓制作的随葬品,该墓应为故国壤王陵。

最后,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介绍了南越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港口——番禺。史书记载,番禺在两汉时期即为著名都会。番禺对外交流的陆上交通有新旧两道,新道指的是文献中提到的五岭山道,旧道指的是自新石器时代就存在的长江流域文化传播的道路。而水运是番禺对外交流的主要方式:一方面,番禺是内河水网的中心;另一方面,当时的海岸线较现今更靠北,番禺地处海滨。番禺对外的东线海路可到浙江地区,西线海路可到东南亚地区。因此番禺在当时成为岭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是岭南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同时也是海外进出口产品的消费地和生产地。南越国时期,本地物产和舶来品由地方政权统一调配,以关市或通贡的形式运往中原内陆。番禺身兼地方政治中心和枢纽港口,加之气象条件优良,甚少遭受恶劣自然灾害的影响,能够停靠大型船队,应是当时海上贸易船队的始航地。西汉平南越后,贸易路线调整,岭南地区的中心港有西移的趋势,番禺港的地位也逐渐衰落。

在且末扎滚鲁克墓地中,魏晋以前流行竖穴土坑墓,魏晋时期集中出现偏洞室墓,认为这可能与月氏人迁入有关。营盘墓地1999年发掘工作中也发现有一批偏洞室墓。其中一座墓葬出土有化妆盒,盒内的纸上书写有佉卢文。营盘M15为竖穴土坑墓,该墓出土的器物显示出多种文化因素。墓主衣物上的图案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墓主人可能是本地首领。受到了大月氏的影响。察吾呼三号墓地,发现有16座偏洞室墓,墓葬中可见到魏晋时期陶罐。以往多认为是匈奴墓,但其采用偏洞室墓的形制,也存在是月氏人墓葬的可能性。交河沟西墓地也发现有偏洞室墓,可能与月氏人有关。以上所列举的墓葬材料,除楼兰壁画墓外,其他墓葬只能说有可能是月氏人的墓葬,并无法肯定。

赵德云教授参与现场讨论

周繁文博士她认为旧石器早中期所表现的相似性可能来自于对相似自然环境的体质和文化适应;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中期,岭南西部地区与东南亚大陆及海岛地区可能存在技术上的交流或是人群的扩散;新石器晚期环南海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十分频繁且广泛,珠三角地区似乎逐渐成为最具文化辐射力的地区;青铜时代,环南海地区的交流更加普遍和深入,呈现网络状、多向性的特征。

首先是高句丽文化起源问题。利用文献进行的研究难以有进一步突破。根据《好太王碑》、《牟头娄墓志》、《魏略》等记载,高句丽文化出自其北部的夫余,但在被认为是典型夫余遗存的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中,最有代表性的斜颈壶绝不见于高句丽墓葬,高句丽文化的主体因素与夫余无关。鸭绿江中游的干沟子墓地是东北地区积石墓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其墓葬形制及随葬陶器与高句丽早期积石墓差异很大。此外,认为高句丽早期积石墓来源于沿渤海湾北上的山东地区文化的观点,也与距离较近反而年代较晚的情况相矛盾。

2018年6—8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蒙古国立博物馆联合成立考古队,对石特尔匈奴墓地进行发掘。该墓地分Ⅰ、Ⅱ两个墓区,Ⅰ区大约有近200座墓葬,Ⅱ区大约有墓葬250余处。此次发掘在石特尔墓地Ⅱ区,选择墓地不同位置的大、中、小型墓各一座进行发掘。三座墓葬均被盗。其中M1为带有殉人墓的墓葬综合体,主墓为中型墓,竖穴土坑,一椁一棺,墓主应为青壮年,出土遗物有陶器和铁制品。附属两个殉人墓,人骨不完整,有劈砍痕迹,推测为肢解葬,被殉者均为青少年。M2为大型墓,竖穴土坑,一椁一棺,虽然被盗,但仍出土丰富的随葬物品,包括陶器、漆器、骨器、铜器、铁器、织物残块和黄金饰件等,墓主应为中老年。M3为小型墓,竖穴土坑,单棺,人骨保存较差,墓主应为青年,出土遗物较少。本次发掘的3座主墓及2座殉人墓中,死者年龄构成从青少年至中老年。根据墓葬规模、葬具及随葬物品看,M2的墓主地位最高,其次是M1的墓主,M3墓主的地位比较低。M1的两个殉人均被肢解,应有特殊的含义。对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境内已发掘的殉人墓葬进行分析,认为匈奴帝国时期的无墓道墓葬的殉葬人没有年龄和性别的特别限制,但社会地位比较低,葬具时有时无,埋葬方式至少有三种情况:1)与主人同穴合葬;2)与主人并穴,共用一个封丘;3)殉人墓围绕在主墓周围,有的有墓上建筑,有的没有墓上建筑。匈奴无墓道墓葬的殉人与甲字形贵族墓葬的殉人有较大区别。

高句丽墓葬分为积石墓与封土墓两大类,从桓仁到集安,再到西北朝鲜地区,再到今韩国境内积石墓的数量逐渐减少,封土墓占比不断增加,这种现象很好地反映了由积石墓向封土墓的转变过程。积石墓的演变从早到晚经历了无坛石圹、方坛石圹、阶坛石圹、方坛石室、阶坛石室几种主要类型,方坛阶段已出现石室,阶坛石室墓则完全为横穴石室形制。封土墓均为横石室。带有石坛的封土墓可视为积石墓向封土墓的过渡形制,但这类墓存在时间很长。

罗二虎教授作总结发言

1.德兴里壁画墓 2.平壤驿前二室墓 3.龛神塚 4.东山洞壁画墓 5.玉桃里壁画墓 6.药水里壁画墓 7.八清里壁画墓 8.东岩里壁画墓 9.双楹塚

1.无坛石圹墓 2.方坛石圹墓 3.阶坛石圹墓 4.方坛石室墓 5.阶坛石室墓

按籍贯不同,新移民可分为华北北部和辽东两支。如348年“带方太守”张抚夷墓为前后二室,前室呈长方形,代表了同时期华北北部的墓葬形态;357年冬寿墓代表的是辽东墓葬系统。新移民集团聚居区在4世纪中叶迎来了繁荣期。4世纪后叶乐浪、带方故地汉人使用的纪年铭砖室墓出现急速衰落,被石室墓取代,显示出社会巨变,汉人大量出逃。黄海南道韩氏家族墓地的兴衰,也昭示着这一时期当地汉人社会的变局。高句丽与百济在当地的激战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最重要原因,根据《广开土王碑碑文》、《续日本纪》等记载,这些出逃民众很可能被倭人接回了日本。

药水里壁画墓的年代是德兴里壁画墓系统石室墓编年的关键节点。北朝、高句丽墓葬中轺车的车厢从早到晚不断增高,通过对比,药水里墓的年代晚于477年宋绍祖墓,该系统的其他墓葬年代也大致可以确定。安岳3号墓系统石室墓的演变与编年方法与前者相似。

审核:王煜

古代塔里木盆地

1.无坛石圹墓 2.方坛石圹墓 3.阶坛石圹墓 4.方坛石室墓 5.阶坛石室墓

2019年5月1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例如舞踊墓与角觝墓,长期以来两墓被认为是高句丽最早期壁画墓的代表,时代被推定为4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实际上舞踊墓中的仙人及高士,与江苏丹阳金家村南齐帝陵拼镶砖画中的人物形象非常相似,二者年代应相近。舞踊墓与角觝墓的年代要后推至公元480~490年左右。根据泡饰及四耳展沿壶的演变,只能宽泛地将太王陵出土的泡饰年代定为4、5世纪之交,其陪葬墓出土的四耳展沿壶年代定在5世纪前叶早段,较通行的断代晚50-100年左右。

4-7世纪朝鲜西北地区封土石室墓仅有安岳3号墓与德兴里壁画墓两座纪年墓,其他墓葬的编年分歧颇大。此地墓葬形制演变的普遍趋势是:四壁逐渐竖直化,天井逐渐由四阿、平行叠涩的复合结构转变为平行、抹角叠涩的结构,天井所用石材尺寸也渐趋增大;墓室单室化。

高句丽积石墓的主要类型

赫章可乐M273套头葬

下午第一场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俊杰副教授带来题为“高句丽墓葬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的报告。赵俊杰他首先简单介绍了高句丽的历史,回顾了高句丽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文献记载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都城曾两迁三治,初治纥升骨城,公元3年迁国内城,427年又迁朝鲜平壤。目前确认的高句丽墓葬超过15000座,主要分布于上述三地及其周边地区,韩国也有少量分布。

王煜教授开场发言

最后,根据墓地中墓葬位置及墓内出土物推断,石特尔墓地的年代偏晚。随葬陶器属于匈奴帝国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陶罐,包括小口细颈鼓腹罐和大口短颈罐,其中不少陶罐底部有方形或近方形戳印。根据墓主头向、殉牲、随葬物品的位置、棺或尸体下垫石等丧葬形式,认为石特尔墓地Ⅱ区的埋葬习俗不是匈奴帝国时期最流行的葬俗,既有匈奴帝国时期墓葬的一般特点,又有自身的特色,尤其是大型墓葬的墓上建筑有特殊的规划,现在地表呈现的石圈实际为棺椁腐朽塌陷所致,原来墓上应堆建有完整的石封堆;石特尔匈奴墓地的发掘丰富了匈奴帝国时期墓葬的内涵。

《史记?朝鲜列传》、《后汉书?东夷传》等文献以及考古发现表明,大约从战国晚期开始,汉文化对于东北地区的影响和辐射开始逐步增强。主要存在两种模式:1. 东北西部地区主要是燕文化的点状楔入式扩张,以及当地或邻近地区土著文化与燕文化的交流。2. 东北东部地区则似乎更多地出现了因躲避战乱而大规模迁入的中原流民,流民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赵地。干沟子积石墓应源于旅大地区,其在鸭绿江中游地区的出现,与战国晚期流民从旅大向长白山腹地迁徙有直接关联。作为旅大地区土著文化的墓葬形式,积石墓在干沟子出现的原因仍然值得深入探讨。

6世纪前叶以后,二室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单室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成为高句丽统治区内唯一的墓葬类型。其形制为墓室平面略呈方形或纵长方形,四壁壁面竖直,藻井为2层或3层的平行加抹角叠涩结构,且以平行叠涩与抹角叠涩各2层者占大多数。墓葬等级差异显著,标志着以王为金字塔顶点的高句丽政权制度化建设完成,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稳定的高句丽社会秩序最终得到确立。

关于塔里木盆地贵霜月氏人的墓葬,可以确认的是楼兰壁画墓。该墓葬为长墓道前后双室洞室墓,前室有中心柱,墓上有土坯垒成的佛塔。墓门东侧绘有供养人,西侧绘一独角兽。前室东壁绘饮酒图,西壁绘骆驼相咬图。前室中心柱上绘有法轮。后室北壁也有壁画。葬具为木棺,部分有彩绘。根据木棺的数量推测为家族合葬墓,墓葬年代在汉晋时期。该墓葬既有汉文化因素又有贵霜文化因素,以贵霜的文化因素为主。前室东壁饮酒图中人物所佩戴的腰带,与中亚发现的贵霜雕塑上的腰带一致,人物手持的酒具也与贵霜酒具一致。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这幅壁画的角落处发现有佉卢文题记,应为壁画作者签名。由此确认该墓为大月氏人的墓葬。在此墓附近还有数座形制类似的墓葬,无壁画,暂未发掘只有调查资料。推测这片墓地可能是大月氏移民的墓葬。

瓶颈三是关于积石墓王陵研究中的关键假设,即预制寿陵的问题。高句丽晚期积石墓王陵中,从千秋墓到太王陵,再到将军坟的演变序列最为清晰。关于最晚期积石墓王陵——太王陵与将军坟的墓主,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太王陵为好太王墓,将军坟为长寿王墓。主要依据有二,一为太王陵出土的“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铭砖,一为长寿王“预制寿陵”说。

沙龙讨论正式开始,吉林大学潘玲教授首先以“东汉至十六国时期的鲜卑遗存”为题做了主题发言。她谈到,之所以选择此题目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研究兴趣与知识基础;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是现代中华民族的重要来源,与欧亚草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于其族属来源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环南海地区的凸饰玉玦

责编:荼荼

对于战国晚期东北东部的社会变迁问题,目前有四条有迹可寻的脉络:1. 燕文化势力的推进与辽北吉南地区宝山文化势力的迁徙、重组;2. 嫩江流域汉书二期文化势力的南下与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的终结;3. 中原汉人流民的浮海避祸与旅大地区积石墓向长白山腹地的传播;4. 柳庭洞文化的衰落、裂变与团结文化、干沟子墓群、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的形成。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分布图

瓶颈四是积石与封土石室壁画墓单个墓葬年代互证、随意交叉断代问题突出,二者的编年以及过渡时段不清,缺乏编年的整体框架体系。

沙龙最后,罗二虎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首先感谢了六位学者精彩的报告,六位学者所研究的领域基本上囊括了中国的大陆板块,真正是四方荟萃,自己也是收获颇多,感想颇丰。罗二虎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感想,一是学者们的研究都非常有深度,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都将所研究的问题细化并进行深入研究,而研究的深度就在于对材料的掌握及熟悉度,强调除了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还要学会对材料的消化吸收,这样才能有所创新;二是历史时期考古的特点,要先从考古学学科的特点出发,按照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来研究,浩瀚如海的文献记载是我们研究的后备力量,要全面、合理、正确地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字信息,反之,如果一开始就以文献材料为预设去附会对应考古材料,这就违背了我们考古学的基本原则;三是民族考古的研究应该注意主位跟客位的关系,过去总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认为周边民族的发展都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提到少数民族,也总是喜欢以“野蛮”、“落后”这些词汇去形容概括,但科学技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而文化没有,应该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各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尽量从主位客位的角度去探讨,同时将视野放大,去讨论中华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的关系。另外,在进行民族考古研究的时候,可以尽量把民族学的方法和材料更多地结合起来,在研究过程中要善于借鉴多种研究方法,这些方法都能使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也会使我们的研究更为深入。

对于慕容鲜卑,《晋书》中有所记载,但文献对于其与中原政权接触的最早时间、与西晋政权的关系等方面的记载,均与拓跋鲜卑相似。考古遗存方面,慕容鲜卑与呼伦贝尔东汉前期鲜卑遗存的相似程度低于拓跋鲜卑。但二者遗存之间也有相似性,如大口深腹罐、梯形棺的使用,随葬弓箭,带具较发达等。但也有其独特性,如陶壶形态不同于呼伦贝尔和拓跋鲜卑,有明显的展沿;有一定比例的与魏晋时期中原相似的陶器;较高级墓葬常随葬马具;有一定比例的石棺石椁等。从陶器形态、质地、大口深腹罐比例较低、发达的暗纹等方面来看,慕容鲜卑文化与东汉时期匈奴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年代缺环。

沙龙现场

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就西域民族和文化因素的复杂性和杂糅性,西域民族遗存的断代依据及绿洲文明的特征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随后,单月英博士以“蒙古国中央省车勒苏木石特尔匈奴墓地的发掘与研究”为题进行报告。首先,单月英从历史文献出发介绍了匈奴帝国三百年的历史以及不同时期的疆域,展现了汉匈势力强弱的对比变化,认为匈奴帝国的本土疆域大致与石板墓的分布范围相当。接着,对匈奴帝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简要介绍。从帝国时期考古遗存的分布情况来看,目前中国境内已发掘的匈奴墓葬基本位于阴山以南,为“降汉匈奴人”墓葬,匈奴帝国时期的墓葬集中分布在蒙古国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而石特尔墓地就位于匈奴帝国的核心区域。随后,介绍了蒙古国石特尔匈奴墓地的发掘情况。

赵俊杰副教授作主题发言

校对:马伯垚

他对部分高句丽墓葬形制的发展编年如图。

沙龙第五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勇研究员以“近年来云贵高原‘西南夷’考古的新进展”为题进行了报告,主要涉及2000年以来云贵高原有关夜郎、哀牢、句町、漏卧等古代族群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高句丽积石墓的主要类型

对于慕容鲜卑,《晋书》中有所记载,但文献对于其与中原政权接触的最早时间、与西晋政权的关系等方面的记载,均与拓跋鲜卑相似。考古遗存方面,慕容鲜卑与呼伦贝尔东汉前期鲜卑遗存的相似程度低于拓跋鲜卑。但二者遗存之间也有相似性,如大口深腹罐、梯形棺的使用,随葬弓箭,带具较发达等。但也有其独特性,如陶壶形态不同于呼伦贝尔和拓跋鲜卑,有明显的展沿;有一定比例的与魏晋时期中原相似的陶器;较高级墓葬常随葬马具;有一定比例的石棺石椁等。从陶器形态、质地、大口深腹罐比例较低、发达的暗纹等方面来看,慕容鲜卑文化与东汉时期匈奴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年代缺环。

最后,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介绍了南越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港口——番禺。史书记载,番禺在两汉时期即为著名都会。番禺对外交流的陆上交通有新旧两道,新道指的是文献中提到的五岭山道,旧道指的是自新石器时代就存在的长江流域文化传播的道路。而水运是番禺对外交流的主要方式:一方面,番禺是内河水网的中心;另一方面,当时的海岸线较现今更靠北,番禺地处海滨。番禺对外的东线海路可到浙江地区,西线海路可到东南亚地区。因此番禺在当时成为岭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是岭南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同时也是海外进出口产品的消费地和生产地。南越国时期,本地物产和舶来品由地方政权统一调配,以关市或通贡的形式运往中原内陆。番禺身兼地方政治中心和枢纽港口,加之气象条件优良,甚少遭受恶劣自然灾害的影响,能够停靠大型船队,应是当时海上贸易船队的始航地。西汉平南越后,贸易路线调整,岭南地区的中心港有西移的趋势,番禺港的地位也逐渐衰落。

下午第一场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俊杰副教授带来题为“高句丽墓葬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的报告。赵俊杰他首先简单介绍了高句丽的历史,回顾了高句丽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文献记载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都城曾两迁三治,初治纥升骨城,公元3年迁国内城,427年又迁朝鲜平壤。目前确认的高句丽墓葬超过15000座,主要分布于上述三地及其周边地区,韩国也有少量分布。

审核:王煜

瓶颈三是关于积石墓王陵研究中的关键假设,即预制寿陵的问题。高句丽晚期积石墓王陵中,从千秋墓到太王陵,再到将军坟的演变序列最为清晰。关于最晚期积石墓王陵——太王陵与将军坟的墓主,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太王陵为好太王墓,将军坟为长寿王墓。主要依据有二,一为太王陵出土的“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铭砖,一为长寿王“预制寿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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