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

作者: 文物考古  发布:202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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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历史学、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对国家起源问题的三种不同理解及其思考方式和兴趣所在,分析其欠妥之处,进而提出几点反思,以期能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关键词:国家国家起源历史学社会人类学考古学反思国家产生是人类重大的文明成果之一,是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的象征与标志,它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着重论述了“国家是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的”的“经济内容”。因此,近50年以来,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目前学术界对国家起源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国家起源的演进形式或者说国家的产生模式尽管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表达形式,但总的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为部落联盟模式,这一理论模式主要来自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中首次论述了这一模式的演进过程,其后恩格斯在吸收了摩尔根理论的基础上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在此书中,恩格斯赞同了摩尔根的理论,因此使得这一理论至今在人类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二为酋邦模式,主要是社会人类学界为了弥补摩尔根理论的笼统、简单等缺陷,由美国人类学家赛维斯首先提出的,具体地说其是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前三个阶段都属于前国家社会发展阶段,可以看出,这样设计的社会发展序列,使得前国家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衔接更为紧密,由前者向后者过渡,也显得比以往的说明更加合理而易于为人接受,因此,赛维斯的酋邦理论得以在学术界很快地风靡开来,被认为是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及其进化的一种较准确的概括而被广泛应用于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历史学界在充分学习并吸收了社会人类学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成果之后,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观点:首先,历史学家研究国家起源时习惯性套用摩尔根、恩格斯的理论,采用部落联盟模式。谢维扬教授在《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中分析希腊和罗马国家产生方式时,认为这两者走的就是部落联盟模式的道路。其次,在历史学界,酋邦理论,蔚然成风,在先秦史论文中涉及到国家起源模式问题,“酋邦”是最常见的一个名词,历史学家运用并发挥了酋邦理论,在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国家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芸先生首先提出的,在其著作《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这一概念,但其似乎并未从“国家”定义的角度,对“中国早期国家”作出界定;20世纪90年代初,何兹全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曾分别以“早期国家的出现”和“早期国家的形成”为题,对早期国家作了论述。其后王震中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亦提出“早期国家”的概念。谢维扬先生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早期国家》;沈长云在《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均强调了“早期国家”的概念,产生的时间和背景。最后有的历史学家在吸收酋邦理论的基础上还借鉴了社会分层理论并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引入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说。王震中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国家的演化过程是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社会初步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在历史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纷纷加入这一争论之中以后,考古学家也不甘落后,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年)意义最大,提出了6个区系文化类型取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模式,将它们看作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的起源中心,并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以及古国、方国和帝国的国家演进模式。苏先生的这一理论取得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赞同,并成为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主要理论模式。西汶艺术网二、国家产生原因这是关于国家起源问题中第二个争论的焦点,社会人类学家对国家起源的原因理解也不趋一致,泛泛说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称之为“冲突论”,一部分人类学家认为是由于社会间的冲突,正规地说就是战争促使了国家的产生,这其中以赫伯特·斯宾赛为代表,他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社会间冲突理论者,且也是造诣最深的一位。与此同时,纳德尔和奥格两人也赞同和坚持这一理论。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理论中还包含了以恩格斯为代表的“阶级斗争论”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被用于解释国家产生原因的重要理论之一。阶级斗争其实质也是冲突论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另一方面称为“整合论”,关于国家起源的非冲突理论很多,将其归拢起来,合称为“整合论”。这主要是强调几个因素中的一个或是另一个,这些因素有抗御不断威胁一个社会的离心力或分裂势力的功效。这些因素可能是直接和有意制定以促进群体整合的法律手段,也可能是组织上的善举,如成功的军事力量、经济专业化、再分配与长途贸易以及修建水利灌溉系统和寺院等这类公共工程。这一理论以亨利·梅因爵士和罗伯特·H·洛伊为代表,而后者在其著作《国家起源》中就直率地反对国家起源的征服论。在社会人类学家纷纷发表关于国家起源原因的理论之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纷纷加入了探讨者的行列,从整体上看,其观点主要分成两派:其一,认为社会间的冲突如战争是导致国家产生的直接原因。这正如王震中在《炎黄尧舜战争早期国家形成的机制之一》一文中所论述的,尧舜禹时期的战争,均直接地促进了国家的形成,同时以出土的考古学材料为佐证。其二,相当大一部分学者,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均认为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的发展,经济进步是国家产生的真正原因。这主要是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影响。页码1 2 <

基本信息:

作者:[美]埃尔曼·塞维斯 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 译,陈淳 审校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版次:1

印刷时间:2019年5月

印次:1

ISBN:9787532591909

作者简介:

埃尔曼·塞维斯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新进化论代表人物之一。1941年于密歇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51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49~195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53~1969年任职于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1969~1985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南美民族学、文化进化和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其他主要著作有:《文化与进化》、《原始社会的结构》、《民族学概论》、《狩猎者》、《文化进化论》、《一个世纪的争论:1860-1960年的民族学问题》等。

译者简介:

龚辛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物馆学学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艺术史系硕士,2011—2019年任职上海博物馆。从事民族学、艺术史的策展与文字工作。

郭璐莎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现任职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

陈力子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曾赴剑桥大学公派访学。

校者简介:

陈淳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考古学教授、博导。著作有《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考古学理论》、《当代考古学》、《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考古学研究入门》、《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译作有《手》、《骗局、神话与奥秘》、《欧洲文明的曙光》、《考古学思想史》、《时间与传统》、《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等。

内容简介: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是新进化论的代表作,确立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模式,讨论了国家和早期文明起源的一般性轨迹和社会复杂化的动因。除了受朱利安·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和莱斯利·怀特文化进化论的影响之外,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对本书的构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作者对文明和国家的概念进行了科学定义,回顾了各种文明起源的理论。然后对平等社会向等级社会过渡以及权力的制度化进行了探讨,并对酋邦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陈述。接下来介绍了五个现代国家形成的民族志案例和六个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案例,最后是对各种理论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和小结。虽然,本书是在1970年代写成,之后文明起源的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仍然是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的必读经典。

大家推荐:

本书以“国家”与“文明”之“起源”为研究内容,它属于“政治学史”的科学范畴与学科体系。这一研究领域,从古至今多有学术大家与政治家著述,但是此书对“政府起源”、“原始国家”与“古代文明”进行的多维解读,颇具“科学性”。其主要原因是本书在“方法论”方面,打破中世纪以来科学研究中“客体世界”被“学科”人为割裂的“科学弊病”,将具有科学研究“重复性”、“实证性”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引入政治学史研究领域,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国家”与“文明”,从而使人们清晰、准确“回望”到今天“国家”与“文明”的“原貌”,以及人类如何从“历史”走来。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是一本人类学经典。塞维斯利用民族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整合来探索早期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四阶段社会演变的科学范式,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事件转向社会变迁的规律性探索,并重视跨文化的民族志比较来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

刘莉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塞维斯的文化演进理论是新进化论的一座丰碑,对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人类学、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影响巨大。他强调政府或者说国家的起源,不是由于社会分层及其之间的斗争,而是从酋邦社会发展出来的集中领导权本身发展演化的结果。他认为,在国家起源的动因当中,政治是第一位的。在提供社会管理需要的过程当中,统治者创造了自己,同时也创造了被统治者,这就是最初的两个基本阶级或者阶层。塞维斯的理论,正需要接受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考古材料的检验。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是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在其著作中阐释了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基本权力形态的变化,并讨论了政府起源的经典理论。这部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十分重要,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正在开展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古代中国形成等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同时中国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也必将极大地丰富人类关于复杂社会以及文明化进程的认识。

吴小红 北京大学

国家文明的起源与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并称考古学探索的三大基石。塞维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从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全面考察了人类社会中典型复杂社会的组织形态与影响因素,是对人类社会演化研究的重要推进,可以丰富我们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认识,拓展我们对于复杂社会演化机制的思考。

陈胜前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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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的史前聚落形态研究》 戈登·威利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明演进的过程》 埃尔曼·塞维斯

《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 肯特·弗兰纳利

中文版序

陈淳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以研究文化进化论而著称,他通过自己对巴拉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民族学调查来研究文化进化。1960年代,在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尔特的影响下,塞维斯与其同侪马歇尔·萨林斯和莫顿·弗里德等学者联袂确立了新进化论的理论与方法。他在其代表作《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奠定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论,这四个阶段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而且是四种层次的社会结构。他还认为,早期文明并非是立足于经济的分层,而只能是基于政治权力不平等的分层。他还声称,早期文明中没有真正的阶级冲突,只有政治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美国文化人类学四阶段的新进化论框架是在1980年代中期经由酋邦概念的介绍而引入我国的,之后受到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探讨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和过程也成为研究的焦点,酋邦遂成为探究国家为何及如何形成的关键。但是酋邦概念自引入我国以来,学界同仁表现出差异很大的不同态度。有人尝试用它探讨前国家社会的性质与变迁,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酋邦社会。还有人觉得,虽然酋邦概念可以概括中国史前的复杂社会,但是用中国典籍中名称如“古国”或“五帝时代”来定义史前社会的发展更加合适。

产生这些歧见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对酋邦概念产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内涵缺乏全面的了解。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国研究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学者多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而西方的学者多为文化人类学家和人类学背景的考古学家。中西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偏好证经补史的中国学者不免将文化人类学的抽象概念混同于具体的研究对象,便产生了酋邦概念不适用于中国材料的疑虑。这需要我们了解新进化论产生的学术背景以及这些术语所指的基本概念及内涵。

进化论一直在文明与国家探源问题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达尔文确立进化论之前,社会进化就是哲学家们探讨的话题。比如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在其著名的《物性论》中就揣测了社会的进化,从最早的动物般生活,发展到家庭、氏族和国家的形成。国家由契约而形成,社会的进化得益于技术的变迁。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对当时的社会和科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19世纪科学思想的主流。进化论不仅是生物进化的学说,而且也成为哲学思想的阐述依据。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赫伯特·斯宾塞就提出过一种包罗万象的进化思想,用来解释自然、生物以及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从一种简单和无差异的同质性实体向复杂和有差异的异质性实体发展,并伴随着一种异质性部分不断整合的过程。

……

酋邦概念在我国学界产生的疑虑比较明显地体现在这样的表述上: 酋邦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它难以与中国的考古遗存对号入座。从多线演进观点来看,阶级社会之前的社会不平等表现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很难认为古代诸文明古国都是通过酋邦这种形式。这反映了我国学者混淆了规律性学科与史学研究之间的差异。莱斯利·怀特说,进化常被误认为历史,就像历史也会被错误地看作进化一样。历史是对时空关联事件的叙述,进化是根据时间序列研究功能上相关形态的转变。在另一篇文章里,怀特对历史与进化有更清楚的说明: 进化过程在某些方面类似历史过程,但是在其他方面则完全不同。进化过程以时代序列为特点,这很像历史过程: 在时间上形态B跟在形态A之后,但先于形态C。进化过程关注非时间性的形态和功能过程,一种形态从其他形态中产生,又发展为另一种形态。进化过程是关注形态的历时进步。在此过程中,形态和时间序列同样重要。……对这一过程的科学描述并非历史。我们处理的并非是独一无二意义的特定事件,而是多组事件。……于是,历史过程与进化过程因为两者都涉及时间序列而有点类似。但是它们又各不相同,历史过程处理的是有特定时空关联的事件,也即独一无二的事件。而进化过程关注的是与时空无关的多组事件。进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区别还在于前者关注的整个进步特点是不规则和不连续的,其过程更像是树杈状的谱系,而历史学研究基本关注一种线性的过程,比如朝代的更替。卡普兰指出,文化演进过程就像生物进化,以某些“主导类型”或“主导阶段”来表现;代表一般进化改善的某种新类型,适应了辐射或多向特化的过程,超越了在进化阶段中的主导类型,因而能开拓更大的各种环境。

塞维斯指出,由于特化物种的稳定性以及新进展发生在不很特化的物种身上,因此社会文化演进的总体趋势是以不规则和不连续为特点的,而非从一种进步类型向更进步类型的直线发展。认识到进步的不连续性,是探究一些主要问题的关键。进步的非线性特点有两个原理,一是进步系统发生的不连续性,即某进步形式不一定引发进步的下一阶段,下一阶段可能始于另一条干线。二是进步发生的本地不连续性,根据第一条原理,如果某进步的相继阶段不一定从该进步形式向后一阶段直接延续,那么文化的进步就不大会发生在同一个地点。塞维斯认为这条原理特别适合文化演变研究,因为我们通常是按照发现的地点来命名文化的。

酋邦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种类型,它比部落社会进步,但是不及国家社会复杂。塞维斯提出将酋邦作为社会文化演进的一个阶段,是因为他觉得国家起源的许多重要理论一直存在不足,认为国家直接从平等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研究)难以令人信服。塞维斯注意到卡勒沃·奥伯格用酋邦来指称一种介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南美低地社会,于是他在《原始社会结构》一书中借用它命名了一个完整的进化阶段。他认为,这个中间阶段的概念在讨论国家起源的许多问题时非常有用。现代民族志研究有力表明,世界各地都见有发达程度不等的酋邦。这种过渡形式显然是从平等社会逐渐发展而来的,并早于所有最知名原始国家的形成。由此看来,在古代文明兴盛之前极有可能也存在一个相似的阶段。

从上述新进化论的原理的介绍和酋邦作为社会文化演进的一个阶段的提出,我们可以厘清酋邦概念的来龙去脉: 酋邦是新进化论构建社会演进一般性趋势的一个阶段,就像生物进化论的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类一样,是一个抽象的分类学术语,代表了介于平等部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个进化阶段,涵盖了古今中外所有前国家的不平等社会。 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是与时空无涉的社会类型,因此不能以直线和定向演进的思路来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像生物物种一样,处于各发展阶段的社会会因自身和环境条件不同,各自经历分异、特化或轮回等发展轨迹。其中只有少数社会才会突破发展的瓶颈而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作为社会演进的一个阶段,酋邦涵盖了形态差异和社会复杂化层次极大的等级社会。其简单一端只是地位世袭刚刚确立的“头人”社会,而其复杂一端已经处于国家的门槛。

在最初确立酋邦为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的《原始社会结构》一书中,塞维斯是这样定义酋邦的:“具有一种永久性协调机制的再分配社会”;“酋邦是从两个重要方面超越部落的社会整合层次。第一,酋邦通常是比部落更稠密的社会,这可能由较高的生产力而做到。但是第二方面是进化阶段的更明显的标志: 该社会较为复杂、组织较好,尤其以存在协调经济、社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而有别于部落。”他还说:“今天酋邦见于世界许多地方,南北美洲、非洲、东南亚、亚洲内陆和某些太平洋岛屿。在考古记录上,它们很可能至少广泛见于秘鲁和中美洲、地中海东部、印度和中国古代文明之前的地层中。但是,我们必须说‘可能’,因为如前所述,酋邦并不以某种特定技术发明为代表,可将其与部落和国家区分开来,而是由考古堆积所无法揭示的社会结构为特点;所以对它们只能靠推断和猜测。”在本书中,塞维斯指出:“酋邦具有一种贵族统治性质的集权趋势和世袭的等级地位排序,但没有武力压迫的正式法定机构。它似乎普遍是神权型的结构,而且对权威的服从形式与宗教信众服从祭司—酋长如出一辙。”

在酋邦概念确立后,许多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酋邦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肯特·弗兰纳利、罗伯特·卡内罗和蒂莫西·厄尔等人。弗兰纳利认为,酋邦标志着世袭不平等的出现,在酋邦社会中人的血统是有等级的。酋长不仅意味着高贵的出身,而且往往是神的化身。卡内罗说,酋邦是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的多聚落和多社会群体组成的自治政治单位,其下限标志着聚落自治的结束,而其上限标志着向国家演进的起点。厄尔认为,酋邦是一种地域性组织起来的社会,拥有一种集中的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大批聚落之间的活动。酋邦也是一种经济上集中和再分配的社会,酋邦普遍具有神权的性质,使酋长的统治成为自然规律的一部分。

对酋邦提出准确的科学定义对于厘清一种分析概念十分必要,以便准确把握这类社会的关键特征。但是,这类定义也会在具体研究中造成困扰,这种静态的定义描述很难胜任对这类复杂社会动态演进过程的研究。于是随着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酋邦的认识也日趋深入,主要表现在: 酋邦不是一种划一的和铁板一块的社会形态,它是一种差异极大、形态各异的复杂社会。简单酋邦和部落相差无几,而高级酋邦已很像早期国家。 酋邦本身的发展体现为一种“轮回”的兴衰过程,并不是所有酋邦都能向国家演进。探讨的领域也从社会形态的划分转向了解产生酋邦形态多样性的原因。 酋邦发展和国家起源的动力不仅是塞维斯提出的劳力集中和经济多样化导致的再分配机制的复杂化,还要将卡内罗提出的冲突和战争动力考虑在内。

酋邦“轮回”的特点比较符合进化论的动力机制,以爬行类动物做比喻,古今各类酋邦就像光怪陆离的爬行动物,小到蜥蜴,大到恐龙,它们绝大多数是各自适应和发展的产物,受制于各自的内外条件。大部分爬行动物都过于特化,无法演进到更高阶段的哺乳动物,哺乳动物发展的主干是从比这些爬行类原始和不那么特化的种类中发展起来的,而哺乳动物出现后,许多爬行动物仍继续存在,但是已不处于进化的主导地位。同理,大部分酋邦都无法演进到国家,只有那些自身禁锢条件较小的酋邦,才可能在合适的条件下向国家演进。

由于酋邦是介于平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过渡类型,因此考察酋邦一端作为平等社会的终结,另一端标志早期国家官僚体制的出现,对于我们了解这个前国家阶段以及判断最早国家的形成不无裨益。塞维斯讨论了平等社会的特点及不平等的出现,下面是本书中的一些陈述。

游群和部落是缺乏等级的小型社会,虽然年龄性别之间存在等级地位的差异,但是这种并非是政治的权威和等级系统。在部落这类平等社会中,人和人是完全平等的,如果出现一位首领,他一定有独特的才能和魅力。但是,这种首领没有正式和永久的地位,其地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品质。这进而意味着,首领的地位是短暂而临时的,而且不同的活动或不同的场合可能会让不同的人来充当首领。比如主持仪式通常是一位长老,而领导战斗的则是勇武有力的年轻人。这种以慷慨、友善、温和或勇武等特质获得尊崇其实是一种影响力而非权威的地位。

权威带有某种强制,它与平等不能兼容。权威人士通常承担的政治活动或社会角色有三: 强制、领导和仲裁。在平等社会中,社会秩序的强制一般是心理、习惯和习俗上的,是通过家庭内部奖惩系统做到的社会行为约束。平等社会一般很小,因此社会关系大多是家族和面对面的。在文明社会,这些强制都是明确的正式法律。但原始平等社会缺乏正规的权威机构和正式法律,一般表现为有影响人物和一般公共习俗的干预而非法律制裁。在平等社会里不存在永久性的领导地位。而且,平等社会甚至无法容忍这种领导权的存在。在需要类似合作和战斗的时候会出现某种领导,但是事情一过就回复原状。平等社会的冲突一般发生在族亲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由一名年长、受尊敬、与双方都有关系的亲属来调解矛盾,解决纷争。群体间距离越大,相互了解越少,那么调解争端就越是困难,这样就需要处理外部关系的渠道。在平等社会中,对外关系往往是对内关系的延伸。而处理这种关系无非就是战争和结盟。原始人群意识到战争的危险,并采取措施降低其发生的可能。这类措施多样,但是它们全都能归结为结盟的一般模式,即互赠礼品。其中包括联姻。

酋邦世袭不平等产生的关键,在于一种个人的临时权力如何变成去个人化的永久权力,并加以制度化。用社会化的话语来说,就是如何解释“世袭不平等的起源”。当一种个人权力最终确立并制度化,届时便出现了各类附属职位,并形成某种等级。在所有酋邦中,这种职位的等级在继承方面是世袭的,于是就形成了永久的社会分层。

在某些情况下,平等社会在逻辑上有逐渐开始变为等级社会的趋势。首先,当某人吸引了一批拥趸后,他可能会想让自己后代也享受同样的殊荣。在一些新几内亚部落,“头人”吸引了一批拥趸。他的伟大之处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馈赠的宴飨,证明他有能力获得各种物品,以便为社群其他成员提供奢华的宴飨。这种活动的主要作用就是领导地位的竞争,很像北太平洋沿海美洲印第安人的夸富宴。

塞维斯指出,一个头人将平等社会变成一个酋邦,在于人们相信一个人的品行会传递给他儿子,尤其是他的长子。长子地位继承制几乎是酋邦的普遍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这种长子继承制的自然趋势逐渐固化成一种规则,这就是领导权世袭的制度化。头人的领导权及其地位由长子继承制稳定下来,它就改造了社会的血缘和组织结构。于是,平等社会的世系或氏族就变成了“锥形氏族”。在这个结构中,世系中的所有支系以及家族中的每个人,都按照创始者出生顺序及该世系和由其衍生子世系保持者的每代后裔的顺序来排位。酋邦及其分支的血缘结构产生了一些新的政治创新,这就是继承制的不平等、长子继承制、永久领导权和等级制的权威。

……

从酋邦向国家演进的标志是官僚制政府的出现。到了酋邦的专权社会,首领无需被迫遵守所有的社会约束。他们的权力来自他们的群体,但一旦权力形成,它就变得自主,并使之成为个人的活动。于是,这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此后,有些人能够创造出新的事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否决集体的惯例,平衡就被打破。

塞维斯将国家与政府的起源置于集中领导权的制度化上。形成中的官僚机构的经济和宗教功能是随着其服务范围、自治和规模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最早政府的作用是为了保护自己,而非社会的其他阶层。它是在维护整个社会的作用中使自己合法化的。谈到国家的性质时,塞维斯说,国家是由武力所支持的,除了权威的权力外,武力的权力也是“国家性”的基本要素。

……

根据这些观点,酋邦通过征服和兼并,最后发展出一个行使权力的制度化政府。这种新型管辖机构的组成,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按照创始者或世袭贵族等级出生顺序排位的等级制,而是如柴尔德所形容的一批由祭司、文职和军事领袖以及官员组成的“统治阶级”或官僚系统,这便成为国家有别于酋邦的关键特征。也正如弗里德定义国家所概括的那样:“国家是超越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

从考古学上来分辨酋邦和早期国家有相当的难度,因为管辖体制的形成很难从物质文化来判断。但是,布鲁斯·特里格在“管辖体制的考古”中提出了从考古学分辨政府的几个途径,为我们分辨酋邦和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些途径包括: 人口学方法。酋邦通常为10000到12000人,最小的王国有1500~10000人,小国有10000~100000人,王国在100000人以上。 文化的方法。存在与贵族群体相伴的显赫物质文化,能为政治结构提供最佳的线索;并有体现政治结构的礼仪中心及相应等级。 社会学方法。① 存在强化劳力性质的公共建筑,显示高贵的地位和个人的荣耀,并炫耀国家的权力。② 存在全职的工匠、官僚、士兵和侍从。③ 存在大规模人殉人牲的高等级墓葬。但单凭这个标准可能无法分辨酋邦与早期国家。 地理学方法。存在与政治和管辖有关的各种建筑: 宫殿、庙宇、仓储、军营、会议大厅和行政建筑。 肖像学方法。存在高度程式化和套路有限的主题的权力肖像。他还强调,单凭一种方法不足以做出恰当的判断。如果根据这些分析途径,再结合区域聚落形态考古,有望在判断酋邦向早期国家的演进上获得许多有益的洞见。

如果我们能够借鉴本书的酋邦概念和国家起源理论,并与民族志中的原始国家案例进行跨文化比较,然后参照特里格有关政府起源的五个标准来审视我国早期复杂社会如二里头、良渚、红山、陶寺和石峁等遗址的发展层次,一定能够为我们判断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特点提供新的洞见。

酋邦是新进化论作为社会进化序列的一个过渡阶段或一种过渡类型来定义的,介于政治上平等和缺乏集中的部落与国家之间。这一概念提出之后,也受到了各种批评,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但是,酋邦仍然被认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概念。从跨文化比较来研究社会进化是一种规律性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详述研究存在很大不同,混淆两者的区别是我国学者对酋邦概念产生疑虑的主要原因。

塞维斯指出,新进化论的兴起使得考古学与民族学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考古学和民族学对文化进化的研究,就像是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对生物进化研究的关系。考古学家除了进行发掘、绘图、描述和解释等工作外,还应该进行各种比较研究,以便将研究的考古学文化放入历史和进化的脉络中去进行探讨。借鉴民族志材料来进行讨论,是考古学重建历史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因此,他建议更多地结合民族志研究,来推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更多人类学理论涉及抽象的概念和从一般性的视角看问题。美国科学哲学家欧内斯特·内格尔指出,科学陈述需要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与具体事物所显示的属性的关系或许并不明显,甚至相去甚远,但它是探求综合性解释的必然结果。为了说明形形色色事物性质的普遍性,在系统表述其结构特征时,就必须进行抽象。

李济说,文化人类学最有用的方法之一,是把那复杂的文化内容分成若干较小的单位作比较研究。这种较小的单位就是特征。这些特征、成分及个体的分离或附合的程序,就是文化的演变。我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来从事的,普遍缺乏民族志的知识背景和规律性研究的训练。因此了解和借鉴文化进化研究的方法论和分析概念,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酋邦和国家性质的了解,并重视社会演进过程的规律性探索。

国内学界对塞维斯的这本著作一直极为关注,而且引用甚广。但是由于不熟悉新进化论产生的背景以及对文化人类学诸多术语缺乏精准的了解,在文明起源的理论探讨中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或歧见。由于本书写作年代较早,而且作者介绍中华文明起源的内容都为二手资料而且比较有限,所以第15章中华文明的论述可能与我们的期望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译介本书的初衷是引介国际学界有关文明起源的人类学理论和分析问题的视角。我们希望,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能够让我们完整了解塞维斯原著中的论述和观点,以便更好地运用和借鉴国际学界流行的理论、方法与概念,提高我国文明探源的理论与实践水平。

——节选自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进程》。完整版请参阅图书。

埃尔曼·塞维斯

写书时遇到的颇为矛盾的事就是,一本书开头的那些文字往往最后才写。不过这让我有机会做一个最终陈述来强调本书主旨。我也可以在此向一直以各种形式对我及我的手稿给予帮助的诸君表示感谢。

在书稿的不断修改中,本书在许多方面有重要改变,这有点像进化。虽然本书的研究方法旨在实现这样的可能,不过书中主要重点有如此出乎意料的发展,以至于终稿大为改观。刚开始工作时,我认同普遍的准则,将文明兴起等同于国家起源,而国家起源则由基于武力的压迫控制来定义。我一直相信,这一“国家”的定义能有效适用于一些现代原始社会。然而我发现,尽管这些特点在某些古代文明中偶有所见,但并非大多数古代文明的典型特点。我逐渐意识到,压迫性武力的国家概念对于定义古代文明不怎么有用。它不能说明文明的起源,也不是判断文明的一个标准。

而且,本人研究并不确认普遍认可的将文明等同于城市化的结论。我发现城市对于古代文明的发展并非必要,甚至并不与其发展紧密关联。

另一个有关国家是压迫性机构的历来看法是,国家起源与保护和管理私人财富有关。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派,通过社会契约论者如卢梭、霍布斯(Thomas Hobbes),再到流行的现代理论、马克思主义、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们,都根据对原始社会和政府起源的见解,支持他们有关人类起源以及管理机构最初起源的理论,而这些说法几乎总是涉及财富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其中哪个是主导。比如,列宁写著名的《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就是从“国家真正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来提醒那些意欲改革当时政府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列宁声称,国家最初是作为一个为保护少数有产阶级利益而压迫大众的暴力机关出现的,因为其最初目的反映了它真正的本质,社会主义者应该反对其所有的形式。

目前的研究没有提供任何国家或文明起源阶级冲突理论的证据,也不支持任何其他许多版本的冲突和征服理论。但是,这在我们的学术史中如此流行,看来有必要用“结论Ⅰ(否定)”这一整章的篇幅来适当反驳它们。但是,在本书最后一章将陈述我表示肯定的结果: 政府的起源基本在于集中领导权的制度化,在其行政管理功能的发展中成长为一种世袭的贵族统治。无论结果有多么不同,但是历史上所知的诸多“原始社会”和六个主要古老文明,都是从酋邦社会发展而来的,而酋邦本身是从分节社会发展而来的。

政治权力的三个显著功能——提供领导、强制和为维持社会进行调停——看来领导作用在因果关系上显然处于优先地位,进而经济和宗教的强制性就会随早期官僚机构的服务和自治的不断增强而发展起来。而它在私法中的法律调停作用,看来只是作为其他两项活动持续发展的结果而产生的。因此,早期政府的作用不是保护社会上其他阶级或阶层,而只是保护自己,维护自己对整个社会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两个基本的社会阶层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就是说,统治者造就了他们自己,而不是由别人造就的——比如一个“有钱的”或经济上的优势阶级。

在研究现代原始国家和古代文明时,我们基本考虑的是神权官僚机构的演化。该官僚机构也是经济系统各重要部分的创造者和管理者。甚至在最古老、最简单的系统中,也是由这种政治权力安排经济,而不是相反。这是一种再分配和分配系统,而非一种为获取个人权力而敛财的压榨系统。

这看来是各现代原始国家及早期文明起源的普遍基础,使得这些潜质能够充分地发挥。但这些原始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至多只有6个,这一定意味着需有特定机遇和特定环境特点之罕见结合,才能造就它们。本书后面介绍的大量研究正是对这些机遇和环境的探索。

……

自1930年代晚期我同时发现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以来,文明与早期国家的起源一直是我主要关注的问题。我很快投身其中,并仔细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最后是19世纪人类学和社会学进化论者的著作。当然,后来当莱斯利·怀特和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等现代进化论著作一问世,我又马上跟进阅读。最后,我对马克思主义及所有形式的“系统”思想感到不满。但是,虽然大量的学习足以令我看出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观点有哪些缺陷,但是我依然大力赞同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因此,此项研究并无与马克思主义相左的意思,只是初衷已非马克思主义。

……

在密歇根大学时,莱斯利·怀特教授讲授了几门人类学课程,将摩尔根、马克思以及文化进化论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一起介绍,而正是其中有一门课与我当时的左倾政治倾向产生了共鸣,以至于决定了我后来的许多研究兴趣。不知道他看到我在早期研究史中如此强调他的影响是否会感到高兴,毕竟这本书已经与他所教的摩尔根学说相去甚远。但即便如此,我仍十分感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我上了已故斯图尔特教授的一些课程。当时他的兴趣是一种比较方法,用来分析古代文明的发展。由此,我在进化问题方面的兴趣得到进一步深化。在此我要提醒读者的是,虽然我十分感激斯图尔特的启发,但我现在并不认同他的因果理论斯图尔特对我自己有关社会进化思考最有影响的文章是《社会文化整合的层次——一种可操作的概念》,我想对弗里德以及其他学者来说也是如此。。

当时,我的一位同学兼好友莫顿·弗里德与我一样对这些理论感兴趣,后来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四年教职生涯中是同事。他的《政治社会的演进》一书采用了一种不平等社会文化整合的诸阶段构想,而非与本书相似的对不平等起源的强调。本书的努力与弗里德著作的不同在于,我更加侧重讨论具体的国家起源,而他只有一章提及这个问题。虽然我的成果也在其他方面和他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的友谊和共同兴趣自1946年以来一直是我的重要学术支撑。

某些现代考古学家在特定地区已经从事了许多出色的工作,同时也作出了许多理论上的贡献,这些内容将在相关章节中予以讨论。在一个日趋专业化的时代,要试图把它们汇总到一起是相当艰巨的: 不仅易被吹毛求疵,还会受到自负的怀疑。但是,当我把各章节发给诸多专家指正,得到了他们有建设性的、甚至是热情的回复,对此我极感谢忱。

……从寻求意见的角度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实在太多,要阅读这样一本书稿,顺着它的主要脉络,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予令人鼓舞的评语,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同侪的职责。这可谓是对友谊最极端的考验。

……

这样一本书肯定会有争议,以上我所致谢的给予我帮助的各位未必对本书的所有内容都表示赞同。写作这本书的漫长过程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各位读者的反馈。

……

——节选自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进程》。完整版请参阅图书。

目录

《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总序 1

中文版序 1

序言 1

第一编 政府的起源 1

1 前言 3

社会大分化 3

社会的维持 10

政治权力的使用 11

国家 14

酋邦 15

关于观点和方法 16

我们的当代祖先 17

2 政府起源与性质的理论 20

英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 22

国家的革命观 1789~1848年 30

现代社会科学 35

3 自然状态下的人:平等社会 46

平等与影响 48

强制 52

领导权 54

仲裁 55

对外关系 59

政治组织的局限 62

4 权力的制度化 70

等级和权威 71

原始酋邦和封建制 79

法律 81

非法律强制 89

领导权 92

调停 95

对外关系 97

政治组织的局限性 99

第二编 现代原始国家 101

5 祖鲁国家的兴起 103

恩古尼酋邦 103

军事扩张时代 106

姆潘迪的祖鲁国家 110

伟人与演进过程 113

6 乌干达安科拉国家的起源 116

历史与传说 116

庇护制度 118

神权 120

非洲大湖东部地区 122

审视乌干达地区 124

7 西非诸王国 126

努佩 127

阿散蒂 131

刚果及其邻居 134

西非的贸易与征服 136

8 切罗基印第安人 139

作为酋邦的切罗基 139

切罗基国家 142

从祭司到武士 144

权力与武力 145

9 波利尼西亚的国家起源 148

夏威夷群岛 150

塔希提 157

汤加 160

“无形之手” 161

第三编 古代文明 165

10 中美洲的文明起源 167

特奥蒂瓦坎 169

瓦哈卡河谷 175

卡米纳留尤 177

低地 178

中美洲的城市、国家和文明 184

11 秘鲁的文明起源 187

形成期 188

国家 191

北部沿海的古典期 195

高地与低地发展的关系 197

后古典期 200

秘鲁文明的决定性因素 201

12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起源 204

形成期 205

繁盛和原始文字时期 208

王朝时期 211

帝国时期 218

第一个城市文明 224

13 埃及的文明起源 226

形成期:“拜达里”与前王朝时期 227

古王国时期 229

中王国时期和之后 235

超级官僚体制的演变 236

14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源 239

形成期 239

双城记 239

消亡 245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国家与文明 245

15 中华文明的起源 248

形成期 249

商代 251

周代 253

第一个中华帝国 259

中国的城市、国家和文明 263

第四编 结论 265

16 结论Ⅰ 267

简要回顾 267

战争与征服 270

灌溉和精耕细作 273

增长和发展 275

城市化 281

阶级分层和压迫 283

激进与保守 286

17 结论Ⅱ 290

不平等的起源 290

环境和利益 297

通向文明之路 302

18 余论:文明的崩溃 308

适应和演进的潜力 316

读者要擦亮眼睛 318

附录1 有关平等社会的文献 322

附录2 有关酋邦的文献 327

参考文献 329

索引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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